王震同志是老一代革命家，被被授予上将军衔，前国家副主席。在中国工人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王震传》中透露了王震临终时的留言，现将书中一部
内容摘录，供大家参考：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原国家副主席王震等访问英国、瑞典。被英政府与瑞典政府，安排到他们国家的“样板职工家庭”家访。原国家副主席王震以一个军人的直爽的性格，对家访瑞典的工人说,你们的生活比我这个高干还好。王还说：“我看英国、瑞典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了”。王震访英归来，成为# # #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坚定支持者。20年后，证明这个结论下的早了。因此，王震遗言说：毛主席比我们早看出了50年。
王震同志于1993年3月12日在广州逝世。1992年底，王震两次与特地从北京赶来的邓力群同志作了较长时间的谈话。1993年2月3日，王震与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卫建林谈了很久。卫建林回到北京后整理并寄发广州，王震又作了补充，并交代把前几次谈话整理到一起发出。江泽民总书记对此十分重视，指示中央常委传阅后交中央文献研究室存档。
有一位曾经给原某中央领导同志当过秘书的同志说，实际上到1984年以后，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王震等一大批老同志已经发现，他们曾经大力倡导和支持的邓小平的一些做法有问题了，开始与他保持了距离。......对邓小平卸任后，南巡谈话的做法，除一部分老同志表示支持外，许多老同志都没有公开表态支持。据传，对他的南巡谈话怎么看？陈云同志曾两次问过姚依林同志。姚只说了两句话：一是要引起通货膨胀；二是要毁掉一大批干部。据说，邓小平觉得“江李班子”不听话，对“江李班子”搞的调整、整顿、巩固充实提高的路线不满，想要江李下台。但是，陈云、彭真、王震等出来力挺“江李班子”。由于支持江李的老同志很多，反对的人太少，才作罢，这可就苦了杨尚昆了。
从旧中国蒋介石政府封闭不同意见的民间报刊，枪毙政治犯，到1957年整风反右的的扩大化，到文革的因言获罪，到改革开放时期的不许讨论，就连许多真正赞成民主的领袖，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自己也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一言
堂”。
在中国这个有几千年封建专制背景的国家，真正民主的完全彻底实现，还任重道远。
尽管西方的“主义”与“思潮”在中国不断流行，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但是作为西方民主的政治理念，从来没有被中国统治阶级认真地接收，而是西方资产阶级的那些靠剥削压榨发财挥霍享受的理念，以及黄赌毒文化，却受到中国精英们的欢迎。
1945年7月，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曾在延安窖洞与毛主席有过一次精彩的关于“周期率”的对话，后来被史界称为类似“隆中对”的著名“窑洞对”。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政治民主。民主就是，人民敢于讲话。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罢免不合格的官员，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当代的很多政治家都认为：
一个国家不能没有不同意见，不能没有反对派，一个执政者完全不遭到反对，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反对派的观点不一定完全正确，但反对派及其活动是个晴雨表，它表明在国家事务中，确实有些政策需要重新权衡利害与得失。
目前有的文章说：【改革，就要胆子大一点，既然这个时代确定了以改革为主题的主旋律，就应建立允许失败的空间，给失败者一个合理的评价，让干事业者不因失败而背上沉重的包袱。】
这种话语模式似乎在52年前大跃进年代就听到过：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5年超英赶美，这是革命时代的主旋律。”“要革命就要不怕失败，打倒保守主义不做小脚女人。”“快马加鞭未下鞍，争取明年就到共产主义。”也就是在这种思潮的鼓动下，1958年我国在经济领域中掀起了第一次“偏极”风潮，脱离社会主义科学发长观，蛮干乱干，搞水稻亩产十几万斤、 搞小土炉练出大钢铁、搞大兵团作战模式的生产运动、这种【毕其功于一役】求快求成不顾一切的浮躁情绪，给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造成巨大损失。
在52年后的今天的改革开放中、同样的问题又发生了。
说什么【一心一意抓经济、紧抓发展不放松，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不顾一切要大干快上，跨越式前进】 ，即大跃进。
就像一支军队打仗求快求胜只管往前冲不顾后面一样，将会产生和留下越来越多的矛盾与后遗症，最后的结局可能是难以处理的巨大损失。
打仗之前为什么不能弄清敌情？建设之前为什么不能弄清国情？建设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不争论不研究不弄清、是否对工作有利？这是不是给蛮干乱干制造了条件吗？
而且，明知蛮干不保险、还给自己留下后路。说什么：【既然这个时代确定了以改革为主题的主旋律，就应建立允许失败的空间，给失败者一个合理的评价，让干事业者不因失败而背上沉重的包袱。】
看， 此话说得多么轻松！ “为了改革就要牺牲这一代工人”，你们的这句豪言壮语，就造成4千多万职工下岗失业，再加上他们的家属就是2亿人，而你们这几个留有后路的改革精英却一走了之，却要、因此而承担痛苦与灾难的4千多万下岗职工，和2亿家属 来为你们的后路买单么？
千万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
1959---1961年期间就因为这种“浪漫思潮”“大跃进式的经济改革失误”而饿死的那么多老百姓，还能复活吗？这不是拍电视剧，坏啦，可以从来。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曾为此落泪、昼夜难眠、几年不吃肉、孩子不小心掉到地上的饭粒，老人家也要亲自捡起来吃掉。刘少奇主席曾沉重地说：这是要写进历史的。并在1962年，他主持了7千人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这个错误。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说，权力越大，越如履薄冰，不能有丝毫疏忽和浪漫。中央决策的一点失误，下面的人民就要承受很大的痛苦和损失。挫折和失败，使我们变得谨慎了。
书里写到：王老还说
中华民族要兴旺。从孙中山到毛泽东，都顺应了这个历史要求。
毛泽东倡导改革。红军时支部建在连上，成立士兵委员会，是军队的改革。供给制到薪金制是改革，“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也是改革。
毛泽东主张干部的工资不要太高，干部要参加劳动，密切联系群众，接受群众的监督，想用这些办法缩小差别，防止官僚主义和产生新的剥削阶级。1955年搞军衔，有人主张高工资，差别二十来倍。当时，我任全军薪金改革小组组长，我主张工资差别在能太大，彭老总、贺老总很赞成。
毛主席非常重视巴黎公社经验。巴黎公社是社会主义革命最主要的经验。
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其中还有警惕收入差别太大。我们不能搞绝对平均主义，要按劳分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对的，但不能忘记共同富裕，绝对不能搞两级分化。邓小平反复强调这个问题。两级分化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就变了，就必然会有人造反，有人闹事，12亿人口的大国就混乱不堪。
毛主席绝对不保守，绝对不闭关锁国。解放初，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封锁我们，扼杀我们，不让我们开放。我们只能向苏联一连倒。后来，赫鲁晓夫变了脸，美苏联合封锁，扼杀我们。我们只有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条路。日子苦啊。毛主席高瞻远瞩，决定搞乒乓外交，许多国家纷纷与我们建交，我们重返联合国。这是我们后来改革开放的根本条件和基础。
新中国成立的17年，尽管工作中也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是举世公认的。对几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这么长时间艰苦努力得来的成果估计不足是不对的，企图全盘否定更是错误的。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顶着“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生产建设也是发展的。
书中写道：毛泽东主席逝世以后，许多右派和一些不是右派的党内人士都指责毛泽东主席说，他在建国后听不进别人意见了，开始一意孤行了，事实真的这样吗？
这的确是事实。
但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和看待这个问题的。
建国以后，毛泽东和他的那些战友们在路线问题上开始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毛主席在许多问题的表决时在中央的领导决策层中确实总是属于少数。所以他有一句名言：“有时候真理在少数人的手里”。为什么他这样说呢？这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年来我们国家的历史事实吧！
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看问题是与众不同的。总是站在一个很高的高度用一种独特的眼光来看的。
所以只有他才能在革命战争时期领导着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从一个胜利走向另外一个胜利，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壮大了革命力量，不但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还打败了美帝国主义支持的有八百万军队的蒋介石。但是，毛泽东并没有被这个伟大的胜利所陶醉,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他的同事们：“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这一步不值得过分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这就是毛主席的眼光和胸襟。他想到的是以后更长远的事情。而其他的领导人可能只是陶醉在夺取全国胜利的喜悦之中，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了不起的胜利。而只有毛主席能想到“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革命后的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毛主席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他的内心深处所设想的中国革命的根本目的是和别人不一样的。他率领全党和人民推翻反动的就政权不是为了共产党建立一个政权，而是要为人民大众建立一个由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
我们已经知道，在七十五年前的井冈山第一次土地革命时期，他就提出了农业的互助合作问题，因为出身农民的毛泽东知道：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状态中，农民靠一家一户的单打独斗是永远不可能摆脱贫穷的。所以在他以后的革命生涯中，时刻把帮助农民组织起来，组成互助组、变工队，合作社当成民摆脱贫困的一个最有效的政策。在延安，毛泽东按照他的想法所组织进行的大生产运动，成功的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的包围和封锁，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进行伟大的解放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所以，他考虑的不是胜利以后怎样只是把土地分给农民的问题。而是如何让农民摆脱几千年来封建小农经济结构，应该想办法使广大农民群众走上合作化的道路，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这就是他和他的同僚们所产生分歧的最主要原因，而且这个分歧是不可调和的。在他逝世以后，他的同僚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他才会在以后的工作过程中，在农村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与大多数人的意见发生了冲突。在一九五三年一一九五六年的全国合作化期间，毛泽东和右倾保守的领导人进行了思想上的多次较量。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决不会妥协的，因为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几亿农民以后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在十多年以后毛主席在与张平化的一次谈话中，毛主席还诚恳地对他说：“你没有忘记我在专列上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这就是毛泽东，他看问题一下子就看到了问题的实质上。
毛泽东总是站在长远的战略立场上，站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的。而其他的一些领导人却基本上都是属于“只能从战术和目前上看问题”。
20世纪80年代末，薄一波的秘书董宏告诉采访者说：周恩来总理曾对薄老说， “一波呀，毛主席下决心要做的事，你可以表示弃权，但不要轻易表示反对。在历史上，有几次，我曾认为主席的决策不对，表示反对，但过一段时间都证明他的决策是对的。以后我就谨慎了，不轻易表示反对了。但后来又有一次，我确信主席错了，我坚决表示反对，但在以后的实践却又证明是主席对了。因此，对主席的意见和决策，你可以持保留态度，但不要轻易反对”。
例如，一次是1956年前后的反“冒进”，一次是“文化大革命”。在反冒进问题上，详细的就不多说了，比如周为什么提出反冒进等等。我这里只讲一点，南宁会议批周批得很凶啊！毛主席讲，你反冒进是泄了六亿人民的气，犯了政治方向的错误。总理检讨了一次又一次，在总理的检讨里，第一句话就是:“主席是从战略上看问题的，而我往往从战术上看问题。只看到局部，没有看到全局”。只看到眼前，没有看到将来。我看这个话还是发自内心的。当然是不是完全想通了，也未必。
所以毛泽东的思想总是与大多数领导人的思想发生交锋而发生诸多矛盾。在建国的二十八年中一直是这样，到了文化大革命时，这种矛盾发展到了极端。
书里写到：所以，在他逝世以后，才会有领导人对他的路线进行激烈的批评和严厉的批判、并且彻底扭转了他的原来的正确路线。
才会有一些右派分子恶意的对他进行指责和攻击。可是究竟是谁错了呢？到了现在答案已经出来了。还是毛泽东所提倡和坚持的革命方针政策和路线是正确的。
王震在他临终前发出的“毛主席比我们早看出了五十年”的感叹，表达了许多曾经批评过毛主席的老一代革命家的高风亮节的人品。知错必改，真心拥护毛主席！在实践教育下，又一次认识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和英明。
在新中国几十年的社会实践证明：只有毛主席的路线是对的，而他们大多数人所制定的路线是错误的。
书中写道：再举几个例子。在解放初期，毛主席在解放初期批判《武训传》时，就有许多人不理解。那还是在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百业待举、百废待兴，同时还在进行着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在那样繁忙的工作之中，毛泽东发表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
毛泽东为什么这样做呢？这是因为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在意识形态领域和文化战线对那些反动思想的斗争。当时就有很多人不理解毛主席在文化艺术上这个小问题上动这么大的火气？
早在甲午战争时期，深刻研究了中国国情的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就认为，“中国治国理论几千年一直停留在“御用的保守的儒家思想”里，已经衰老的没有生命力，没有激发官员和人民前进的新动力，不能凝聚全民族巨大的力量建设新的天下，束缚了中国社会向先进的资本主义发展，而还滞留在封建落后的分散的小农社会里”。他指出，“日本要强大，治国思想就不能僵化，要与时俱进，要注意吸收英美先进的东西为日本而用。”“日本要搞新的革新，重要的一步是先要对各级官员和民众进行新思想和价值观的教育”。 “国家是官员和民众的集合体，官员和民众是国家组织的一个个“分子”，如果国家不重视对他们新思想的启蒙教育，“分子”们一旦愚昧和守旧，维新就会被反抗，国家岂能强盛？中国“分子”们从上到下的没有真正的信仰，不但集体守旧愚昧，而且还搞腐败，使国家的元气和民族精神就丧失已尽。而我们大日本，首先就是抓住了对民众的大和民族魂与尚武精神的教育，抓住对新思想革新的教育。而“支那政府根本没有抓关于新学新思想的革新教育”。人思想守旧落后，不学无术，不能与时俱进，而且还自我感觉良好，无论是官员，无论是老百姓，绝大多数人，心里只有自己，只顾自己私人和家族的眼前的既得利益。在关键时刻，各怀心腹事，一片散沙。即使买来先进的战舰，又有何用”？这就是清朝强大的海军，被日本小国消灭的原因”。
日本间谍的分析，的确是对中国政府和国民的诛心之论。
“守旧和腐败在中国有着广泛和深厚“历史基础”的，即使在改革的今天，官员也利用权力搞贪腐，老百姓没有权利就搞地沟油、毒奶粉、毒胶囊、假酒假药假合同……几乎人人都在为实现个人贪欲寻找的机会，而不是为国家强大搞改革。“有机会有条件不用、过期作废”几乎是全民的思想。同样，所谓的“反腐败”，一些人不是为了建立制衡权力的清明政治，而是未得利益者向既得利益者索取利益，少得利益者向多得利益者的争斗，而是我要取尔代之”。
在中国，体制和传统意识使人们崇拜权利，崇拜金钱，崇拜个人发家致富与光宗耀祖。热衷保护自己小团体的统治地位，江山轮坐；极权与专制。并且，为了保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和既得利益，禁锢自己部属，以及人民的言论和思想；由此重复，周而复始，历朝相似。由此也就禁锢了整个民族的生命力，使中华民族日趋萎靡和倒退。
“救国先要救人，医人，要先医思想”，“中国人不走出愚昧麻木自我感略良好的啊Q状态，即使有再好的身体，也是给洋人做奴隶”。这是青年时代在日本学医的鲁迅，回国后，下决心走出的第一步。“救中国，先要救民众的思想和精神”。那时，和鲁迅一样的爱国志士，都有同样的看法，以至于发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目的也都是如此。
毛主席认为：“如果一个社会主国家，只解决了所有制的问题，而没有真正解决确立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的问题，这还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阶级和封建主义，虽然它的经济基础没了，但它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精神对物质有反作用，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意识还能使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复辟，要充分估计到斗争的反复性、艰巨性、长期性”。“会由于一些掌权的管理层精英的思想和立场变质，会导致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的复辟。像苏维埃社会主义，就变成了修正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公有制，已经变成官僚资本主义私有制”。
笔者说：再看我国以后这些年的社会变化，也充分证明了毛主席这一论断的正确！
书里写到：让我们来看看毛泽东的原文是怎么说的：“《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象武训这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统治者的伟大斗争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极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确立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应该歌颂的吗？”
毛泽东的这些话，至今听来还是令我们振聋发聩，让我们的大脑保持着清醒。我们所谓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和封建主义文化有着根本的不同的，是应该代表着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文化，必须把人民群众放在首位。而决不是把歌颂封建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的反动文化放在首位。
毛泽东还说：“《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武训传》的歌颂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种的地步。” “不彻底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我们的胜利是难以保持住的。”
书中写道：现在一些反毛泽东反社会主义精英，他们把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的光辉历史扔到一边，把那些封建社会的反动统治阶级集团和那些反动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都描写的十分完美，在一定的程度极大的蒙骗的毒害了一代人们的心灵。在他们的笔下和作品中，好象封建社会的统治才是最完美的统治，那些古代的封建皇帝是应该永远骑在人民群众的头上作威作福的。在那些艺术作品里，人民群众都不过是愚不可及的、甘心情愿为他们卖命的奴才。这些不正常的反历史的文化现象，和毛泽东在解放初的时候，提出批判《武训传》时所提到的那些情况又何等相似啊！
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的主流正确的思想，我们现在都不过是如何学习运用和继承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那个时代的任何人和现在时代任何人的思想，都是难于与毛泽东思想比拟的，因为他们的思想理论高度、深度和正确性、预测性，都与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水平有天地之别。有的人的思想甚至与毛泽东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这样的例子多了，在抗美援朝问题上、工商业改造方面、在农业合作化方面、在大跃进时期、在党的文艺政策方针上、在对待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政策方面等等，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毛主席都是利用自己的崇高威望力排众议而促成的。
但是，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许多领导人和干部的思想是从几千年的封建旧社会脱胎而来，他们的思想又没有进行过认真的改造，他们对毛泽东博大精深的革命思想也始终没有深刻的学习和领会，更不要说掌握了。
所以在毛主席逝世以后，他们就把毛泽东思想抛弃到了一边，中国在他们的领导下立刻翻了个个儿，因为他们以为自己的那一套是正确的。
再例如农村的包产到户，就是没有小岗村这个落后典型产生，他们也照样会把人民公社和生产队解散，实行和旧社会中相同的乡政府和村委会制度，他们不明白如果抛弃了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没有了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思想存在的条件和基础以后，这个政权其实是和保甲长的性质是没有什么两样的。这就是他们那些人的思想水平，他们认为这样做了心里才舒服。这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他们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懂毛泽东的真实思想和最终目的，不懂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所需要经过怎样的历史过程。以为他们超越了毛泽东，以为他们创新了什么先进的理论。其实他们这样做只不过是把社会又拉向了倒退。使人民群众又重新回到了旧社会的生活秩序，重吃了二遍罪、又受了二茬罪而已。
然而。使中国人民感到荣幸的是中国出了个伟大领袖毛泽东，他曾经领导人民推翻了反动的统治阶级，成功的建立了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让中国人民知道了什么是阶级斗争？什么是剥削和压迫？又在他的晚年不惜一切代价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从上到下进行了一次政治大演习，使人民知道了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什么是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什么是腐朽的资产阶级文化和封建文化。给全国的革命人民群众上了一场生动的阶级教育课。
这就保证了那些资改派们即使掌握了政权，也不能随心所欲的把我们的国家改变颜色。因为有几亿经历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民在用眼睛盯着他们呢？到了一定的时候，人民群众就会在我们党的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者的带领下把资改派们赶下台。相信毛泽东三十多年前的预言早晚一定会应验。
苏联没有出现过毛泽东这样雄才大略的领袖，所以，苏联人在懵懵懂懂中就易帜了，东欧各国没有出现毛泽东，也在懵懵懂懂中易帜了。
但是中国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因为我们中国已经有过这样的预演。毛泽东已经给中国人民提前上了一课。印 度没有出现过毛泽东，他们的人民群众就只能永远在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社会中挣扎。
毛泽东和他的思想只属于人民和真正愿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人，而不属于任何目光短浅、因循守旧、思想落后的领导人以及一些利益集团。
这就是为什么毛主席在建国以后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主要原因。因为那些人中的大多数都不过是一些民主革命派，他们的步伐一点儿也跟不上毛主席的步伐，毛主席只好带领拥护他的人民群众一起前进了。
1949年夺取政权之后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对毛泽东而言是一个不得不进行的过渡时期，而且，有苏联的模式作为先例。当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他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已经表现出了他不同于其他中央首长的思想，以及对社会主义发展的超前意识，和迅速改变国家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着急心情。虽然这个在中国第一次的经济改革尝试失利了，但是这个失利的教训为1979年，中国的第二次经济改革提供了经验。
失利的教训，是3年缺粮挨饿的惩罚，就有了1960——1962年的经济困难时期，也有了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后，许多高级官员的“社会主义信念的缺失，资本主义意识的抬头”。而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主席又根据这些动态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1964年在全党全国全军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断地推动对社会上“资本主义的苗头”和“党内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这一切，最终导致了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何解决继续革命的大问题。就是解决政府官员如何在人民的监督和触动下，不断进行思想意识与世界观改造的大革命，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政治运动、思想运动、文化运动。不解决这个世界观问题，就不能彻底消灭官员的资产阶级意识与贪腐问题！就不能解决中国被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问题，就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卫社会主义不变色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的愿望是好的，而“四人帮“所采用的手段是错误的。可惜！由于老人家的去世，文化大革命流产了。
当毛泽东将自己1949年以来的全部作为归结为文化大革命一件事时，我们尤其看清楚了，在毛泽东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全貌。
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周虽然理解毛的战略思想，没表示反对，但周恩来不是毛的主要助手！周认为，所用的方法和手段不对头。但周，总是一心一意地为毛做好善后工作。文革中，“四人帮”一心要打到周恩来，但打不打倒周，毛总是不能下最后的决心。毛不满意周，又离不开周。周对毛尊敬但不盲从，两个人中总得以一个为主。但是，另一个也有其他人难以替代的作用，往往是相互补充和相互依存。历来如此。
对于“文化大革命”， 周既要表示拥护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又要批评“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的一些错误的做法，还要维持团结。这说起来固然痛快，事实上很难。
不可一世的江青把政治局常委工作讨论会变成批斗会，组织人围攻对她有恩的周总理，吐沫星子与一些人的手指头都触到一个已经70多岁老人——总理的脸上。
即使几十年前，周在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时，人格和尊严也没有遭到如此的伤害！但为了国家，总理都忍耐着，批斗完后，照旧去忙于工作。
在文革中，“四人帮”前脚闹出麻烦，周后脚就得去给予善后。而且还遭到“四人帮”的讽刺与批斗，以及毛的怀疑。总理每天几乎24小时在奔忙国事，吃不好饭喝不上水看不了病，还要被“被批林批孔批周公”。“周办”的同志们都在流泪，可是总理平静地说，为了中华，我不下地狱 谁下地狱？很多人认为，总理的癌症就是在这种情绪抑郁和身体过度操劳的情况下得上的。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要周恩来在会议上当场起来反对毛泽东提出的重要意见，他是不会那样做的，即使那样做也没有用。周只能耐心诱导、从革命大局交流沟通说服。
例如，四届人大前夕，1974年12月23日至27日，周恩来带病多次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与沟通四届人大筹备情况，最后两位革命先辈达成共识；
毛主席批评了到长沙替四人帮告黑状的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毛泽东强调：“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重申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建议。谈到十届二中全会时，周恩来建议补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央副主席，毛泽东提出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毛泽东还提出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毛泽东与周恩来就党和国家领导人员的任职安排交换了意见，最终确定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方案。从而粉碎了江青张春桥想单独组阁的阴谋。
毛主席去世以后，我们党所以能够那么快地扭转局面，这里包括着恩来总理在不为人注意的情况下默默地做了许多善后工作所起了作用。
【天安门 四五 事件】使毛主席他老人家感到，“四人帮”不得人心，他们把好事办成了坏事，以至于使相当多的人 对他发动【文革】的良苦用心 长远的战略部署一时难于理解。【假悼念 真复辟】的批示，说明他老人家已经预感到，有些坏人想利用群众对“文革”不满的情绪，把中国的发展导向【右转】 。以种种借口把不明真相、而又热爱总理的群众忽悠上街、真有人心难违 回天无力之势 。自己的身体也不行了，一个一个的老战友离开了他（包括林彪），就连他一生又要提防、又要依靠、离不开的老战友周恩来也去世离他而去，再也没有恩来给他善后了。为了振兴中华，连他的亲人----夫人、儿子、兄弟、在内 ，有多少优秀的中华儿女牺牲？他们的一生奋斗，竟然 如此结局！他老人家能不感慨能不落泪吗？据其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听到周恩来去世时，主席没有说一句话，只任泪水默默地流淌，泪水流过了面颊，流到了嘴角，流到了脖颈，流过了几十年枪林弹雨生死与共、共同携手互相搀扶走过的路。听悼词时的号啕大哭：【泪飞顿做倾盆雨】。早已病重的主席，此后身体又多次出现反复，他根本坐不起来，更不用说是站立了。又有谁知道毛泽东当时的心境？他当时早已力不从心，参加追悼会，于他来说，是无能为力的了。去不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已经无关大局了，大爱自在心中。伟大领袖和其战友之间的的情操 ，不是我们常人， 用常规 ，所能看透的。周总理逝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都未能摆脱孤独苍凉的情绪。本来，还可以说说笑笑的主席，因为总理的去世，仿佛一下子带走了他本已不多的欢乐。那段日子里，他脸上几乎已无笑容。他常常沉默着沉思着。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铁骑满效畿，风尘恶。
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
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你是为了苦难的中华民族而来。你化为“神”后，还坐落在神州不肯离去。因为老人家心愿没有最后完成，怎能甘心撒手西去！你不愿意就这样离开你深深爱着的中华。
每一次在影视中看到你的身影，我们都热泪满面。每一次看到你的微笑，都有一股暖流涌进我们的心窝。每一次听到你的淳淳教导，我们有多少心里话儿要对你讲。您的思想，穿越历史时空。看到你的预言正在今天的社会上变成现实，再一次感到你的思想是多么的正确！神州大地掀起了毛泽东热，浪潮一次高于一次。茫茫黑夜寻北斗，你是照耀中国前进的红太阳。
对于改革中发生的一些问题，邓小平以后也有察觉。1993年在上海与老革命家邓垦的谈话中，他忧虑地说，“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财富怎样分配也是大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会出问题”。“必须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在1992年南巡时，还讲“发展是硬道理”。可是，从1993年这次谈话以后，一直到他老人家去世，邓小平不再有公开活动和讲话。在这里，对邓垦老革命先辈能向哥哥讲真话反映实际情况的精神，表示崇高的致敬！
更详细的文章，请看中共中央党校 主办的校刊 《学习时报》，或2009年7月5日人民网“强国论坛”。
毛泽东在延安曾经说过这样著名的话：“老百姓可以骂我们，我们却不能骂他们，因为他们是主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突然天降大雨，电闪雷鸣，会议室也遭霄击。参加会议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被雷电击死，一位农民的一头驴也被雷电击毙。事后，这位农民便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
保卫部门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被毛泽东制止了。毛泽东陷入深思：一个农民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反映我们工作中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后来发现是由于征粮过多，农民负担太重所致，于是在党政军内发动大生产运动，于是很快纠正过来。
以后，又在1945年4月至5月一个来月时间，毛泽东就趁中共“七大”召开的机会，从不同的角度，四次“检讨”了这个问题，用以自省并教育全党干部。第一次是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作说明，在讲到领导干部要乐于听“闲话”，以便从中发现和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二次是同年4月24日，在中共“七大”作口头政治报告时，毛泽东又为这件事讲了这一段话。第三次是1945年5月31日，在中共“七大”会上所作结论中。第四次是在一个报告中，在讲到发展经济的重要性时，毛泽东又再次表示歉意，并提醒全党注意。
在一九六二年,毛泽东就曾对五十年后的中国发展有过精辟的论断：“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这些话，多么像是在说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式啊！
于光远：毛泽东对发动文革的观点至死不变。毛说：
“人生七十岁古来稀,我八十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唧唧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
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书里写到：请参考，新出版的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副主任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最后一节“临终的日子”,其中根据张玉凤的一篇文章,把这件事情写得很清楚,我看是真的,是他的政治遗嘱。讲了他的一生,也讲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心态。
虽然，普通老百姓在经历过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然后又经过所谓的改*开*的折腾后，厌恶了那种“极左派四人帮与极右派精英们”操纵国家政治、经济，搞乱了国家搞乱了社会，随意整人害人的恶劣做法，对这些东西，老百姓已经从心里感到了厌烦和抵触。
但是，老百姓都明白：只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价值观和精神，才能救中国！
毛泽东思想，不只是打破中国封建主义束缚，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思想。也是今天能不能打破西方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对中国的垄断束缚与话语霸权，同样是关系改革成败、国家存亡的大问题。
毛泽东思想文化和价值观，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也是近代几百年来中国人民与国内外反动统治阶级，在反复流血牺牲，前仆后继，屡败屡战的斗争中，所取得的教训和经验的总结，上升到理论的智慧结晶。
在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党史展览馆中，悬挂三位国际领袖照片：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尊他们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导师。第四位才是瑞典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布兰亭。瑞典社会民主党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发展模式是科学理论。同所有其它科学理论一样，其能否成立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
瑞典社会民主党有过三次短暂的组阁，但自20世纪30年代以后，执政地位趋于稳定。1932年到2006年这74年间共执政65年，尤以1932年至1976年连续执政44年为最长，成为世界上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社会民主党。因此，社会民主党作为曾拥有100多万党员的瑞典第一大党，在国内民众中影响很大，在瑞典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其推行的政策被冠以“瑞典模式”而受世人瞩目，成为西方社会民主党吹捧的典范。
瑞典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基础是多元的，但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阶级基础是广泛的，但主要是工人阶级。“社会民主党致力于建立一个以民主理想和人人平等为基础的社会。自由、平等的人们生活在一个团结的社会里，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在资本与劳动的冲突中，社会民主党始终代表劳动的利益。社会民主党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党，始终是资本对经济和社会进行统治的反对者。”
一位大陆市委书记访问了瑞典，回来就盲目地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是消灭有产者，让大家都变成无产者；人家搞资本主义，是消灭无产者，让大家都变成有产者。”许多到过西北欧的高级干部不由地击节三叹：“人家资本主义才叫社会主义!”
瑞典社会民主党从失败中总结出经验教训，认为在生产效率低下，社会财富递减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是建设不起来的。社会主义的关键，实现社会公平的关键，不是所有制，而是分配方式。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生产必须私有化，这种私有化是以职工持股和小股民持股与大股东共同占有生产数据为特征的生产数据私有制，以鼓励私人企业创造更多的财富；财富分配必须社会化，由政府和工会来掌管，就是说由政府(在工会监督下)通过税收把一部分企业利润分配给弱势群体，缩小贫富差别，建设福利型国家。
错！这是形而上学的看法。在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20多年里，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证明这条路是不通的。
实质上，无产者是指没有生产资料和资本考出卖劳动吃饭的人。有产者是指占有生产资料和资本，以占有和剥削劳动者的劳动剩余价值的人。现实告诉劳动人民，情况远没有哪位市委书记想得那简单，只靠资本主义解决不了生产资料和资本公有制的问题，解决不了资本家对劳动者劳动剩余价值的无偿侵占和剥削问题，解决不了社会财富的公平合理的分配问题，解决不了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问题，解决不了现代化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问题，以及自由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和无政府主义，都会导致西方社会产生难以克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
因为人要吃饭住房穿衣，要生存，生产总是要有的，蛋糕总是要做的，问题的关键还是在“分蛋糕”上。如果分配不公平，就会造成贫富二级分化，就必然造成广大工人农民劳动者的贫困、失业与流离失所，生产积极性降低，以及生产力的倒退，和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如果私企老板对劳动者剥削压榨更厉害，工人和农民就要罢工、罢种、罢市，没有人生产财富了，你们这些不劳而获的精英们，还吃什么，住什么？但是，生产资料和资源的所有制问题不解决，又怎么能解决分配里的公平问题呢？
美国的生产领域不可谓不发达，社会产品总量也不可谓不丰富，总蛋糕已经做得很大，但问题出在哪呢？症结还是在“所有制私有”，而造成的“分蛋糕”不公平上。其金融危机经济失衡只是表像，贫富两极分化和99%与1%的财富分配不公的阶级矛盾，才是美国社会危机的根本病因。
“分蛋糕”的问题，表面上看是一个收人分配方式问题，实则是一个所有制和分配权力的阶级斗争问题。历史上世界各国的“分分合合”，实际上是各个阶级争夺财富分配权力和改变分配方式的演义。
自从2008年以来的西方世界爆发的，至今还难以克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法国工人和学生的罢工、罢课运动，英国伦敦的市民马路放火和打砸抢的群体大骚乱，美国人民的占领华尔街群众运动……再一次揭露了“现代的垄断资本，已经不再会发生紧急危机的谎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万能论”的吹牛。
这位市委书记们，根本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中共党内的代理人。在改革开放中的许多问题都是他们错误的思想和政策造成的！ 章划评曰： 王震上将威名扬，三五九旅南泥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