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乡村文化，是一个多元、多视角、多领域的文化体系，其文化的载体和表达的方式也呈现多种多样的方式。在当下的新乡村建设运动中，无论是倡导找回失落的传统，还是倡导重构一新的文化,其目的都是在于恢复乡村的文化自信。而这种文化自信，是建立在中国传统乡村文化的根基之上的一种自信。

     在西方文明中的“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一直是困扰西方文明的哲学并为之努力寻求的答案。如果一个文明不知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文明就没有了方向，也没有未来。而在东方文明的哲学中，每一个家族、每一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过去和未来，这就是文明。而这个文明，来自于家谱、宗祠、祖坟以及家训和乡约。从某种意义上讲，家谱、宗祠、祖坟以及家训和乡约演进的历史，就是一本民族史。

      家谱、宗祠、祖坟以及家训、乡约、学堂、戏台等等作为中国文明的源头和中国传统乡村文化的载体，是中国农耕文明时代的乡村社会成长和发展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密码，是中国乡村社会的灵魂。未来的中国的乡村，如果没有了这些历史的记忆和文化的密码，那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乡村。因此，在新乡村建设运动中倡导重新找回中国传统乡村文化的根基，是指通过在乡村建设的过程中，修复或重建乡村的家谱、宗祠（中堂、祖坟以及家训（祖训、族规）、乡约（村规）、学堂（小学）、戏台等等这些体现中国传统乡村文化的载体，来重塑乡村的文化自信。

修宗祠

      宗祠，在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既是乡村特有的一种建筑形式——宗祠建筑，更是大多数乡村人的一种普遍的信仰文化——宗祠文化。在祠堂里，不仅有祖先的遗风，还有家族的老规矩；不仅供奉有祖先牌位，还供奉着中国人特有的天地人的大道理；祠堂以及祠堂文化所体现的是家族血脉绵延，是世代传承更续的香火，是一个家族乃至一个社会生生不息的象征。

      一方面，祠堂是记忆先祖、传播孝敬文化的地方。中国人自古就有尊祖敬宗的文化传承。在传统的中国人眼中，祖先的过世后其灵魂依然始终与其家人生活在一起，关注其后世家人的一举一动。所以，宗祠的一个意义就是祭祀祖先、追忆先祖。所谓“重追远，聚族而居者必建祠堂，祀始迁祖”，说的就是这一层意思。

      祠堂祭祖，在传统的中国人心目中是一件非常庄重而神圣的事。所以，在祠堂的建造上，大多数的家族会尽其自身的财力，使用上好的木料、石材，将祠堂建造的高大、雄伟、宏阔。这从乡村的祠堂建筑史中可以略知一二。祠堂一般坐北向南，多为三间二进二廊一天井合院式布局，内有大堂以及侧室。建筑为砖木石结构，抬梁与穿斗混合式梁架，青砖墙体，灰筒瓦面，灰塑屋脊，硬山顶，人字封火山墙。红石为柱、门框、墙脚石，青石为柱础。头门封檐板木雕精美，挂匾“XX宗祠”，两侧对联多为“敦诗说礼睦族和乡”之类；二进前檐下挂功名的木匾，正中挂“XX堂”木匾。神台处供奉历代祖先神位。

      在传统的乡村社会，对祖先的神龛、牌位的摆放也很有讲究。一般按照德、爵，功等分祀供奉，祠堂正室设有三个神龛，正神龛供奉始祖神主，左神龛为“崇德”，供奉有德之神主；右神龛为“报功”，供奉有爵位、功名的神主。其下以次摆放历代祖先牌位。神主牌位的制作也很讲究，一般为长1尺、宽4寸5分，厚5寸8分。

      祭祀祖先作为祠堂的最重要的功能，在乡村一般多选在清明、冬至和除夕时节进行，但冬至祭祖最为隆重。除确定祭祀的时间，准备祭祀的祭品（牺牲、粮食及其制品、时鲜蔬菜、果品和酒、茶等）外，要有相应的程序和司礼人员。其中司礼人员包括主祭、配祭、分祭、司赞、司祝、司爵、司筵执事等，分别负责主持、司仪、读祝词、管祭器、管祭品、纠察纪律等。从现实的情况考察，主祭人一般为族长。族人在祭祖时，一般按照家族辈分的高低，依次进行；另外，祭品的筹办，祭器的洗刷，一般有族中子弟、媳妇操办，不得借外人之手，以示子孙的虔诚。

      祭祀的程序一般分为：（1）主祭人向祖宗神主行礼；（2）族长离开享堂，迎接牺牲供品；（3）初献，并在桌子上摆上、筷、碗、碟、盘以及调味品；（4）宣读祝词；（5）焚烧明器纸纸帛；（6）奏乐；（7）众族人拜祖；（8）二献，上羹饭肉，拜；（9）三献，上饼饵菜蔬，拜；（10）撤除供品；（11）众人会餐。

      另一方面，祠堂是凝聚人心、传播家族文化的地方。“家”在中国人心目的地位很高，人的一生大都围绕“家”进行活动，其死后灵魂依然还在家里（中堂神龛）。

      家在中国人眼里，又分为小家（父母子女），大家（三代以上同堂）和宗族（村落）等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之间的联系，就是通过祠堂的“尊祖、敬宗和收族”来实现。“祖先崇拜通常在培养家系观念中其决定作用”，通过对祖先的祭拜，“家系将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联系在一个共同体中”。因此，在传统的乡村社会，祭祖的过程——尊祖——敬宗——收族，实质上是一个凝聚人心、传播家族文化的过程。

      同时，祠堂是昭示规矩、体现教化的地方。宗祠除作为一个祭祀家族先祖的场所外，它还有其他重要的社会职能，如处理包括修谱、议事、教育、抚恤、奖惩、调处纠纷和办会等家族事务。

      总之，文化是一个家、家族、社会存续的根本。宗祠以及有宗祠体现出的礼仪（祭天、敬祖）、人伦（敦、笃、雍、崇、务、孝、伦、淳、睦、思、德、忠、本、善、义等纲常伦理）、教化（孝老、育青、蒙幼）、聚会（婚丧嫁娶）、议事（族内事物处置）等宗祠文化，在今天的乡村社会仍有正向的积意义，不可一概视为落后。正如一位西方人说，当有一天，中国的年轻人已经不再相信他们老祖宗的教导和他们的传统文化，我们就不战而胜了。

      当然，在新乡村建设运动中倡导修复宗祠，意在倡导祠堂文化中蕴含的有利于现代乡村发展的孝道意识、敬畏意识、伦理教化的回归，以促进乡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以维系乡村社会的秩序与稳定。

续家谱

      盛世修史，家兴修谱。家谱是承载人本根源、家族信息和社会圈层交集的最重要的媒介和载体，家谱连同祠堂、祖坟、族产共同构成了家族实体。古人云：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亦有其源。人之有谱，犹如树之有根，水之有源，观其源可以知其流，而因其流亦可溯其源。修谱，就是解决西方哲学思想中“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何处去？”的哲学问题，“寻根问祖，落叶归根”是中国人的基本的人生哲学。

     中国自古有书写历史的传统。国有正史，书写帝王世家和国家的社会发展的历史；地方有地方志，记载的地方精英和地方的社会发展；家有族谱，记载的是一个家族的历史。正如古人所言，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可见家谱在中国人心目中的重要性。

      家谱编撰按照民间惯例，一般细分为12个部分：（1）谱序，记录修谱的缘起、历史和要旨；（2）恩伦录，亦称功名录，记载族中名人、名事；（3）像赞，收录先人图画，赞语以及遗物；（4）族考，记述家族源流、迁移史；（6）世系，以图表的方式反映家族成员的基本信息，这是家谱中的核心部分。主要包括：（一）个人基本信息：生卒时间、职业、功名仕宦、坟墓场地；（二）直系血缘的关系人信息：父母（祖父母及以上先人）、兄弟（及堂兄弟）、妻子、女儿（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才有记载）、儿媳等；（7）祠堂，祠堂规模及历史；（8）坟墓，记录先人坟地去处；（9）祠产，记录家族公产及原始资料；（10）宗族规约；（11）派语，记录辈分的字句；（12）余庆录，家谱结尾装订处留几页空白纸，以示子孙绵延记载。

      但有的家谱中，还有诸如：宦绩（做官的事迹）、传记（名人善行事迹）、著述（族人著书名目、）转录（事关家族恩遇的文书）、领取家谱的字号等内容。同时，家谱的编修按照民间惯例，一般为10年或20年一次小修，30或者60年一次大修。

制村规

      村规，即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村约”。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讲规矩的社会。所谓国有国法、乡有乡约、族有族训、家有家规。所谓“王者以一人治天下则有纲纪，君子以一身教家人则有家训，纲纪不立天下不平矣，家训不设家人不齐矣”，说明乡约、祖训和家规对约束乡村人的行为方式的重要性。

      在过去，乡约、家训作为一个约束乡村和村民的行为规范，集中体现了传统的儒家伦理、社会的风俗与民间的习惯以及政府的法令。乡约、家训“将道德说教和人的觉悟形结合起来，把社会伦理和宗族信仰结合在一起，在叙述伦理的真谛、习俗和法规时”，乡约、家训将伦理、习俗和法规“三者融入其中，使之成为浑然一体的约束工具”，从而形成了对乡村乃至村民的行为约束力。

      乡约、家训作为一个约束乡村和村民的行为规范的约束工具，其中内容主要涉及基于国家、村落、宗族、家庭、亲友以及职业、婚姻和信仰的选择，包括经济与社会交往的方式等方面的约束性的诫约。旨在维护乡村的家庭和谐、邻里亲善、生活有序、社会稳定。诸如：吕大忠的四兄弟的《吕氏乡约》、王阳明的《赣南乡约》以及《朱子家训》《曾文公家训》均为世人推崇。其中《吕氏乡约》中的“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条文更是耳熟能详。

      当然，进入现代社会后，乡村的人或事都发生了改变，乡约（现在称为村规民约），也需要结合现代人的思维，赋予乡约（村规民约）新的内涵和意义。如：畏天地，守国法；敬祖先，孝父母；学科技，兴家业；尊师长，忠职守；睦亲族，友乡邻；致诚信，讲公德的“三十六字诀”乡约（村规民约），在体现传统乡约的精神和社会价值基础上，更具有现代性的意义。

      总之，在新乡村建设运动中倡导重修乡约、村规、家训的理念，旨在全体乡村社会中形成一种知法度、守规矩、致诚信的社会氛围，从而使得乡村的社会秩序得到有效的维系，使乡村的经济得到良性、可持续的发展，以及促进家庭的和睦、人际关系的和谐和乡村情谊的修复。

兴学堂

      村以文兴，文以教本。乡村不是缺文化，是缺文化的传播的载体——教化的平台。

      教育乃乡村发展之本。中国的传统乡村，自古就有修学兴教的历史文化传承。在过去传统乡村社会，只有一定的物质基础的村庄，基本上是家有私塾、村有学堂，“耕读文化”一直是中国人世代相传的伦理教化。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上世纪七十年代，乡村的文化教育达到了中国乡村教育的鼎盛时期，可谓村村有学校，人人享教育。但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乡村的学龄儿童的减少，乡村的空心化现象导致的学龄儿童的流失，乡村小学开始撤并，很多的村庄再没有了属于自己村里人的学校。

      事实上，一所村庄小学的村庄，不仅仅只是一个文化教育的机构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与之相关联的人——老师和学童的存在。从一定意义上讲，一个村庄的老师和学生的数量，是一个村庄的文化的氛围和文明程度的集中体现。没有了乡村学校，乡村的文化就失去了依托；没有乡村教师，乡村的文化就失去了推手；没有了学童，乡村的文化就失去了传承。

      更重要的现实，是乡村里大多数的孩子和年青的父母是连带在一起的。尤其是一些有知识、有文化、有见识的年轻父母，是乡村复兴与乡村社会永续发展的最重要的薪火传承者。留住孩子，就留下了父母，留下了乡村复兴的希望。所以，在新乡村建设运动中，倡导重构一新的乡村文化的理念，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恢复村庄的学校。让每一个村子（这里指的行政村）都有一个属于这个村子里的孩子上学的地方——小学（学堂），不论规模大小，不论师生的多少。

      中国的乡村，只要有了乡村小学就有了希望。反之，乡村学校没有了，乡村的小孩就不会留下；小孩离开了，乡村就没有了生气和生命力，乡村也就没有了；乡村没有了，延续中国数千年的乡村文化就没有了。

      总之，宗祠(中堂)、家谱、祖坟、乡约（村规民约）、学堂（学校）、社戏（祭坛）构成了中国乡村人精神世界中的物质性文化光谱。事实证明，在乡村，如果没有了这些物质性文化光谱的提醒，人们的行为规范就会失去敬畏戒惧之心，人们做事就会无所畏惧。其结果，只能是让人伦失去了方向，灵魂失去了归途（根），让社会失去了秩序。因此，在新乡村建设运动中，倡导在乡村重修宗祠(中堂)、家谱、祖坟、乡约、学堂、社戏（祭坛）目的，就是找回乡村社会已经淡忘和迷失的仁孝之心、敬畏之心，戒惧之心，让伦理回归孝道，让灵魂回归故里，让行为回归敬畏，让社会回归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