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孝德
其实，疫情最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我们如何理解中央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习近平主席一再强调：乡村是中华民族文明之根，是全面建设小康的底线。
但实际上，我们在落实乡村振兴的战略中，仍然站在城市的一端看乡村、以资本的思维发展乡村产业。而不是把乡村振兴看成是保证中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大事；把乡村看成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家园来保护；把乡村看成是中华文明安全的大后方来珍惜。疫情使我们必须重新认识乡村的价值。一是要从中华文明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高度，重新认识乡村的价值和功能。建议调整我们的城市化战略。
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60%。我们要走出“城市化率越高越好”的思维定式。中国城市化目标定位，不是什么新型不新型的问题，而是要突出中国特色的问题。中国城市化率多高为好，不能简单以美国和西方标准来衡量。而是根据中国的国情，保证中国城市与乡村均衡发展的标准来衡量。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城市一端发展速度低，而是过猛的城市发展，导致乡村发展的萧条。乡村一端处在严重失衡的状态。
十九大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解决城乡发展的失衡问题。
围绕解决目前中国城乡发展关系失衡的问题，我们急需梳理21世纪以来，形成将乡村资源向城市流动的政策，要真正出台鼓励各种资源向乡村回流的政策。各地急需调整把城市化率作为考核指标的做法，遏制“人造大城市”之风。
乡村振兴是乡村文明的整体复兴，不是单纯的产业发展。从乡村所承担的中国文明安全的功能看，落实中央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应回到“乡村文明整体复兴，乡村振兴系统建设”的思路上来。
目前，各地对中央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缺乏系统思维，缺乏对乡村振兴本质的真正理解。而是按照单一思维，比如多年来形成的GDP思维，聚焦在单一的乡村产业发展上。乡村产业发展固然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但不是乡村振兴的唯一目标。
乡村振兴总体目标是要让濒临死亡、病入膏肓、陷入凋零的乡村“慢慢康复”，使乡村文明整体复兴。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讲，乡村振兴需要是“懂农业、爱乡村、爱农民”的人。从这个角度看，中央提出五方面的乡村振兴战略，其中是有逻辑关系的。
乡土传统文化的复兴是灵魂。文化是乡村的灵魂，也是乡村复兴自信之根，也是乡村产业发展的稀缺资源。乡土文化复兴是第一位。其次，乡村治理是前提。中央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是基于乡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全面振兴，不是单纯乡村GDP的振兴。所以，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前提，也是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之源。第三，生态环境建设是基础。这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举措。
以上三件事做好，乡村产业兴旺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在做好这三件事背景下的乡村产业的发展，这是一种“以乡土文化为根、以集体经济发展为目标、内生于文化与自然资本”的绿色产业、可持续产业和同体富裕的产业。
这样的产业，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收益，而是整个乡村文明的复活；这样的乡村发展，最终带来的是乡村全面的小康，是幸福生命的提升的高质量小康乡村。
乡村振兴最需要的是乡贤回乡
乡村文明全面复兴最需要的，不是资本下乡，而是乡贤回家。目前，关于乡村振兴的一系列政策中，其背后都隐藏一个逻辑，如何让城市资本下乡，为资本下乡创造条件。这是值得我们警惕和担忧的问题。
从目前各地推动的各类土地政策，都是围绕如何让乡村土地资源能够流动起来进行。我从来不反对乡村发展需要资本，也不反对乡村土地资源需要盘活。
但同时我也认为，乡村发展最缺少的不是资本，乡村发展遇到的主要矛盾不是土地资源盘活。这些问题只是乡村振兴中的辅助因素，而且必须在一系列约束机制作用下才能使用。但我们今天各地所设计的乡村振兴战略，把这件事过度放大，变成了重中之重。这是值得我们反思和担忧的问题。
如何解决城市和乡村融合的问题，我们需要借鉴古人的智慧。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发展中，曾经建设了世界一流的城市和与城市同步繁荣发展的文明乡村。
在今天观念中，认为乡村是一个封闭愚昧落后的地方。但从今天我们祖先留下的十几万个古村落看，中国古代的乡村虽然过着一种自足的生活，但不是落后封闭的生活。
中国古代解决乡村与城市融合发展的最关键的一个制度，就是告老还乡的退休制度，就是落叶归根、衣锦还乡的传统。
中国古人一生的生活轨迹，小的时候在乡村读书，青年到城市经商做官。但由于有告老还乡制度的作用，在城市做官和经商，到了老年，都要回到乡村。他们回乡时，就把城市挣得财富、得到的人生智慧和外部世界的文化带回乡村。
由于乡村是一个以亲情为纽带的熟人社会，所以无论你的官有多大，财富有多少，回乡后，你必须修路、修桥做公益事业，才能得到家族的认可，才能得到父老乡亲的接纳。
这样以亲情为纽带的熟人社会，约束了告老还乡者，做一个乡贤成为必需的选择。由此形成中国乡村特有的以乡贤为核心的乡村治理模式。正是这样一个制度，非常好地解决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均衡发展、互动发展的问题。
回乡乡贤不仅解决了乡村经济发展的投资问题，也带来乡村公共投资，还使乡村获得一流的教育资源。告老还乡的文人，在乡村办教育、办学院，使偏僻的乡村孩子享受到一流的教育资源。今天出现的城乡教育不公平问题，在中国古代社会根本不存在。
回乡的乡贤，他们把城市的文化艺术、生活带回乡村，结合当地乡情成为乡土文化的一部分，由此留下来乡村建筑成为可以和故宫相媲美的艺术品。特别是在乡村留下的祠堂、古宅、神庙、戏院和门楼等公共建筑更是如此。
但今天我们建设的乡村，许多成为城市的翻版，成为“既不像乡村，也不像城市”的乡村。但在今天，我们对古代的这种制度并不看好。我们今天解决乡村和城市发展的诸多政策，大部分来自西方的理论和做法。
我们必须肯定：在两元独立哲学的作用下，西方城市化之路，是城乡两元对立之路。在这方面是不成功的。比如，古罗马文明灭亡，便是坚持“单级城市化”的结果。
今天，西方式的这种单级城市思维，在全球蔓延，是造成当代人类诸多文明危机的深层根源。满足于资本需要和经济增长需要的单级城市文明发展之路，“人造的超级城市”，成为资本冒险的乐园，给人类文明带来一系列城市病。
如环境污染、噪音污染、交通拥挤、高度浪费的生活方式。这种高度集中的居住方式、不仅是造成环境污染的根源，也是造成城市精神文化、道德沦丧的原因。为了满足高度集中的大城市缺水的问题，所进行的庞大调水工程，对自然再度造成干扰。
然而，一系列城市病，带来的是资本获利的新机会。我们的现代化城市就是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带病”发展。而最近几年，城市频繁发生疫情，就是城市病已经很重，值得我们警惕的前兆。中国人口是美国人口的4.5倍，而国土面积与美国相当。我们要全部实现城市化，需要4倍于美国的城市人口，需要造出更大体量的城市。
试问，如果我们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们国土资源、水资源、环境容量能够承受的了吗？但到今天为止，我们对这些问题，反思不够，各地政府仍然在雄心勃勃地建造大城市，仍然通过各种方式，把乡村资源往城市集中。
目前，在乡村正在进行的各种土地政策，乡村产业发展思路，从孤立的角度看，好像都是为了乡村的发展。其实，其背后的大逻辑，是为了满足城市化所缺少的土地资源。
综上，疫情使我们必须反思：今天的城市化之路如何走？乡村振兴不是为城市化服务，而是要探索走中国特色的城乡均衡发展之路。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中国古人的智慧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建议：借鉴中国古人的“告老还乡”制度，鼓励从乡村出去的大学生、博士、教授、企业家到乡村去养老，成为乡贤，回馈家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乡村发展需要“能人”，因为乡村发展最缺少经济发展。然而，21世纪的今天，乡村发展的主要任务是乡村文明的全面复兴和振兴发展，需要有情怀、有能力、有财力的“新乡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