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后，7月21日，广西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联名通电，拥护蒋介石对日作战的主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即任命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白崇禧为陆海空最高统帅部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赋予桂军第11集团军番号，总司令李品仙，下辖第7军，军长廖磊；第31军，军长刘士毅；第48军，军长韦云淞。各军奉命开赴驻地徐州附近。为便于指挥，不久第7军及48军另编为第21集团军，第7军军长廖磊升任第21集团军总司令。原第11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升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仍兼第11集团军总司令。

日军为打通华北、华东的陆上联系，切断陇海路，歼灭在鲁南与徐州附近的国民党军主力，逼蒋介石投降，在攻占南京以后决定南北对进，攻占徐州。1937年12月下旬，日军第13师团又3个联队在师团长荻洲立兵中将率领下，从南京渡江攻陷六合，与浦口之敌会合后，沿津浦路向北进攻滁县，其第11师团则由瓜州攻占扬州，而后进出天长。国民党第五战区皖北正面战场保卫战的大幕就此拉开。

第五战区的任务是：保卫徐州，确保津浦、陇海两线枢纽，巩固武汉东北战线。规定战区在北线实施攻势行动，击破北路日军；在南线实施防御作战，阻止日军于淮河一线。为此，李宗仁除在北线调动第一线兵团利用黄河延缓日军南进速度，部署第二线兵团在徐州准备决战外，要求津浦路南段各兵团之目的，是要于浦口、滁县、明光等处逐次抵抗，最后将北进之日军阻止于淮河南岸。

1938年5月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出版的《支那事变画报》第28期、29期，日本战地记者对津浦路前线战事的报道。

为防堵日军北上，李宗仁于12月下旬从海州调桂系李品仙第11集团军(辖刘士毅第31军)赶到津浦路南段，组成淮南兵团，在滁州、明光、定远丘陵湖沼地区作纵深配备，设防堵截；同时调东北军于学忠第51军从山东南下，在淮河北岸构筑防御阵地拒敌北进；调徐源泉第10军向合肥推进，以策应杨森第20军警戒江防。

1937年12月底，日军沿津浦线北上，连陷滁县、盱眙。1938年1月，日军第13师团继续向明光进攻。

1938年1月18日日军占领明光。之后，于1月28日分三路纵队发动对淮河地区的攻击战。

2月2日占领临淮关、凤阳、定远、蚌埠，2月4日占领怀远，9日占领淮河北岸的小蚌埠 ，直达淮河南岸，并企图渡过淮河。这时李宗仁从青岛调来的东北军于学忠部第51军适时赶到，固守淮河北岸。

2月3日，日军2.5万余人攻陷蚌埠、凤阳，中国军队全部撤回淮河北岸防守，并将淮河铁桥炸毁，阻敌北进。

以桂系为首的中国军队，对日军的顽强抵抗，取得淮河阻击战的胜利。当时，中国军队上下，同仇敌忾，广大农民自觉支援前线，帮助部队送水送饭，运送伤兵。由于李宗仁调来汤恩伯、张自忠、缪潋流等部阻击，日军被迫退回淮河南岸。日军慑于腹背受敌，只得暂时将主力撤回，与桂系军队形成胶着状态，一直相持到4月初，中国军队在津浦路南段正面战场北上，拖住日军4个月之久，为李宗仁指挥第五战区主力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津浦路南段正面战场的激战中，广大人民群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津浦路南段正面战场的抗战中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早在1937年12月28日，日军沿津浦路北犯之初，毛泽东就致电周恩来、项英:“高敬亭 部可沿皖山山脉进至蚌埠、徐州、合肥三点之间作战。”与此同时，中共皖中工委也积极组织民众起来抗日。1938年徐州会战前，周恩来、叶剑英亲自到白崇禧寓所与其讨论作战指导方针。当时在场的程思远回忆道:

“周公对白建议:在津浦线南段，已令新四军第四支队协同李品仙、廖磊两集团军，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运动于辽阔的淮河流域，使津浦线南段的日军时刻受到威胁，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军。同时，在徐州以北又必须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白崇禧对此建议，深加赞赏。他到徐州后，协助李宗仁指挥，基本上采取了周公所指出的方针，从而取得台儿庄大捷。”

日军进攻怀远时，怀远上窑镇红枪会3000余人主动与桂系第三十一军接治，要求参战，结果“每五十名红枪会配步兵五十名，步枪五十枝”，一共6000多人，在凤阳一带对日军开展游击战，并一度攻入怀远古西门。新四军第四支队也于4月挺进皖中，开展敌后游击，并归入李品仙淮南兵团指挥序列。在日军准备渡淮河总攻徐州的前夕，5月4日深夜，中共安徽省工委领导人张如屏率凤阳抗日游击大队冲进被日军占领的凤阳城，全歼伪军守备队，逮捕伪维特会长，部队在城内与日军激战至次日中午才撒出县城。然而，在合肥设防的国民党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徐源泉部，防守不力，一触即溃。合肥一失，日军可迂回攻击徐州，而中国军队遂失去了从淮南侧击津浦路的有利态势。

5月5日，日军3个师团从淮河、淝河、涡河、浍河自南向北发动全线进攻。在蒙城，攻城日军遭到桂军第一七三师副师长周元率领的一〇三三团的顽强抵抗，守军不惧强敌，英勇拼搏，除21名官兵突围外，其余周元副师长以下官兵2000人全部壮烈牺牲，攻城日军也受到重大损失。

面对日军的凶恶进攻，当时桂系迫于抗战形势的需要，也是为了在安徽站稳脚跟，桂系决定借助安徽地方进步力量，在1938年3月5日，在六安成立了安徽省民众动员委员会，由李宗仁兼任主任委员。李宗仁虽兼任动委会主任，因为战事紧张，他不过问具体事务，日常工作由委员兼秘书章乃器代拆代行。

章乃器是著名的上海救国会七君子之一，曾被蒋介石逮捕过，是我党发动群众斗争迫使国民党释放的。桂系为了显示与蒋介石不同，邀请他来主持动委会工作，后担任了省财政厅厅长。动委会委员有省府各厅处负责人和地方开明进步人士，如朱蕴山、常藩侯、沈子修、光明甫四位老先生，他们都是大革命时期的著名的国民党左派。朱蕴山任动委会总务部长管经费，沈子修任组织部长，光明甫任宣传部长，常藩侯任后勤部长，只有一个情报部长由投靠桂系的原十九路军将领丘国珍担任。共产党在动委会中有地下支部，由张劲夫领导，各部都有党的小组，直接和张劲夫联系。一批共产党员任中下级干部，对动委会的工作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动委会在省内各地组织成立了工人、农民、妇女、学生等抗敌协会，还在金寨县的高庙举办了妇女训练班，在各县成立了县动委会，经费由省动委会发给。县动委会由县长兼任主任委员，由省动委会派人任指导员，掌握实际权力。这些指导员绝大多数是地下党员，少数是靠近党的进步人士。动委会发动群众的具体工作靠工作团去做，当时省动委会派到各县的工作团有四十多个，还组织了几十个委托工作团，共有一千多人。工作团员都是爱国青年知识分子，每人每月发十几元生活费。地下党员大部分在工作团中，以团为单位成立支部，有的直接与张劲夫联系，有的与各地特委、县委联系。个别团内没有党员，但也接受省动委会地下党的领导。总之，省动委会从组织上、经济上掌握了各县的民众动员工作，对推动全省的抗战工作起到较大作用。

武汉会战后，李宗仁推荐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兼任省动委会主任、豫鄂皖边区游击总指挥等职。他上任后，发布《告全省民众书》，颁布实施《安徽省战时施政纲领》。在政治方面，他健全了安徽动员委会各级机构，派出工作团、政工队，深入各部门，推行动员工作，从政治思想上动员群众起来配合军事行政工作。同时，对安徽原有的地方武装，也进行了新编和训练，改编为国民兵团，在各县组织县司令部，辖常备队、后备队，并要求全省各专署，在有敌踪的各县及沦陷各县建立游击根据地；对安徽的行政机构进行调整，贯彻“政治与军事合一，政府与民众合一”的政策。由于廖磊受到反共分子的包围和挑唆，他加快了对动委会改组的步伐，改变动委会工作的方针和任务，不断安插亲信担任委员，排挤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但是，为了动员民众支持桂系在大别山敌后抗战，他加强了对各县动员工作的具体领导，增设了战时文化事业委员会和妇女工作委员会，同时也采取措施，对动委会加紧控制。不久，沈子修、光明甫、周新民、朱蕴山、常恒芳等进步人士，相继被排挤出动委会领导机关。廖磊主政安徽一年，较好地实行了国共合作抗日，对新四军还算比较友好。

即便如此，国民党顽固派仍不断向重庆方面密报，说廖磊保护共产党，打击国民党的忠实同志，廖磊因此备受蒋介石和李宗仁、白崇禧的责备，受到刺激，于1939年10月23日脑溢血病逝。廖磊死后，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继任安徽省政府主席，这时桂系已经在大别山和安徽站稳脚跟，与国民党嫡系的矛盾有所缓和，随将中共和新四军视为心腹大患，开始积极推行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所定的反共方针，改组动委会，撤换进步官员，整肃党政机关，监视、杀害共产党人和动委会骨干，桂系完全控制了动委会，致使动委会最终名存实亡。（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