亳州作为东夷部落的核心发源地，其文明可追溯至距今 8900 年前的伏羲氏时代。据《周易・系辞下》记载，伏羲氏 "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创造八卦，开创了中国古代哲学与历法的先河。在医学领域，《帝王世纪》称其 "尝味百药而制九针"，被尊为针灸鼻祖，这与亳州华佗中医博物馆内 "伏羲制针" 的主题壁画形成文献与艺术的双重印证。
考古发现为东夷部落的活动提供了实物佐证。蒙城尉迟寺遗址出土的大汶口文化红烧土排房建筑群（距今 5000-4500 年），展现了东夷部落的定居形态；遗址中出土的骨针（孔径仅 0.1 厘米）和陶纺轮，印证了《淮南子》中 "伏羲化蚕桑为繐帛" 的纺织技术。此外，亳州涡阳汤陵遗址发现的人面蛇身纹图腾石刻，直接反映了当地对伏羲氏的原始崇拜。
距今 5600 年前后，神农氏部落从黄河中游迁至亳州。《淮南子・修务训》记载的 "神农尝百草" 事迹，在亳州呈现独特的在地化特征：华佗中医博物馆藏有明代《神农百草图》摹本，标注神农氏在亳州 "识草四百一十品"，与《神农本草经》的药物记载吻合。亳州钓鱼台遗址出土的碳化粟、黍颗粒及研磨草药的石臼，实证了神农氏 "教民稼穑" 的农耕实践。
神农氏与原住民蚩尤部落的冲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隐现脉络。亳州城父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石钺（长 32 厘米，刃部有使用痕迹），其形制与《考工记》中 "戎器，夷矛三寻" 的描述相符，成为部落战争的实物见证。最终，神农氏联合黄帝部落击败蚩尤，开启了中原部落联盟的新纪元。
黄帝后裔帝喾将部落联盟中心定于亳州，史称 "帝喾亳都"。《竹书纪年》明确记载 "帝喾元年，居亳"，这一记载在考古中得到呼应：亳州牛集镇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城址（面积约 20 万平方米），出土玉璋、玉璧等礼器，其放射性碳测年数据为公元前 2200 年左右，与帝喾定都时间（公元前 2245 年）高度吻合。城址内的大型夯土基址，推测为部落联盟的议事场所，标志着亳州成为早期政治中心。
大禹治水开凿的浪荡渠（涡河前身），成为中华一统的关键地理纽带。《水经注・涡水》详细记载了涡河故道的流经路线，安徽蚌埠禹会村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大型祭祀台基（面积 2000 平方米），其上刻有 "禹" 字陶文的玉璋、陶鬶等器物，实证了大禹治水的历史真实性。涡河亳州段发现的夏朝陶窑遗址，出土的方格纹陶罐、鼎足等器物与二里头文化一致，证明亳州是夏朝核心统治区。
夏朝的兴衰与涡河紧密相连。"太康失国" 与 "少康复国" 的历史转折，在《尚书・夏书》中有断续记载。亳州出土的战国铜戈刻有 "夏后氏之裔" 铭文，结合《史记・夏本纪》"少康封其庶子于越" 的记载，暗示亳州与夏王室的血缘关联。涡河的更名传说，在《说文解字》中得到文字学佐证："濄，水名，从水過声"，后演变为 "涡"，承载着夏朝的历史记忆。
商汤定都亳州的史实，在甲骨文与金文频繁出现。殷墟甲骨文中的 "亳" 字（象高台上有建筑之形），与亳州董园村商代遗址出土的 "亳伯" 铜鼎铭文相互印证。《史记・殷本纪》载 "汤始居亳，从先王居"，考古发现的亳州汤陵公园商代墓葬群（出土青铜爵、觚等礼器 200 余件），其规格符合商代早期王陵特征。
商朝在亳州的 192 年统治留下丰富物质遗存。曹操公园商代遗址出土的青铜斝（高 42 厘米，饰饕餮纹），展现了高超的青铜器铸造技艺；钓鱼台遗址发现的商代酒窖（容积 5 立方米），内壁残留酒醅痕迹，印证了《诗经・商颂》中 "既载清酤，赉我思成" 的酿酒传统。至商纣王时期，社会矛盾激化，国都迁至安阳，最终被周所灭。
西周建立后，为稳定中原，在亳州建立神农氏后裔封国—— 焦国。《左传》记载周武王 "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焦国成为管控东夷故地的重要据点。随后，周武王又在周口建立陈国，将亳州焦国降格为焦邑，划归陈国管辖。这一调整使亳州从都城沦为普通邑城，引发周边部族不满，徐国、楚国多次与周抗衡，亳州成为吴楚争霸的前沿。
公元前 512 年，吴国灭徐国，楚将沈尹戌在夷邑（今涡阳）筑城安置徐国国君，此事件与老子生活时代重叠，为其思想形成提供了动荡的社会背景。
老子（前 571— 前 471 年）作为春秋时期陈国人（今亳州涡阳），其生平与陈国命运紧密交织。《史记・老子列传》载其为 "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而涡阳天静宫遗址出土的唐代《道德经注》残碑，明确刻有 "老子生于亳之厉乡" 字样。陈国在吴楚争霸中 "朝吴暮楚" 的艰难处境，以及公元前 478 年被楚国灭亡的剧痛，成为老子创作《道德经》的重要契机。
老子曾任周室守藏史，得以系统整理上古文献。亳州博物馆藏战国楚简《太一生水》，其宇宙生成论与《道德经》"道生一" 高度相似，证明其思想渊源于夏商文化传统。他在《道德经》中提出的 "大国者下流" 等政治哲学，暗含对诸侯争霸的深刻反思。
陈国灭亡后，陈太子逃往齐国，引发 "田氏代齐"。田氏为稳固政权，召集天下学士于稷下学宫，促成 "百家争鸣"，最终黄老学说脱颖而出。该学说融合黄帝的政治实践与老子的哲学思想，强调 "顺应大势、无为而治"。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黄帝四经》，体现了黄老道术的理论体系。
魏国率先践行黄老思想，魏惠王迁都大梁后开凿鸿沟水系，贯通亳州谯城，兼具防洪与漕运功能，成为中原争霸的战略命脉。这一工程印证了黄老学说 "因势利导" 的治理智慧，使亳州再次成为天下博弈的焦点。
秦统一六国后，过度倚重法治引发陈胜、吴广起义。刘邦建立汉朝后，汲取教训，将《道德经》"无为而治" 理念融入治国实践，通过 "约法三章" 收揽民心，依托黄老之术休养生息。表面推行 "独尊儒术"，实则 "外儒内道"，构建起稳定的治理体系，成就了大汉 426 年基业。亳州作为道源之地，其思想内核深刻影响了秦汉政权的治国方略。
华佗（145—？年）生于亳州，比曹操年长 10 岁。据《三国志・华佗传》记载，其少年时期受家乡道统思想影响，发愤学医。164 年管霸修建老子庙时，10 岁的华佗已接受启蒙教育，为其后来 "兼通数经" 奠定基础。184 年黄巾起义爆发时，39 岁的华佗已行医 30 年，足迹遍及中原，依托鸿沟水系救治百姓，其医术高明，发明 "麻沸散"，创编 "五禽戏"，成为中医史上的传奇人物。
华佗 "悬壶济世" 的形象深入人心，亳州华祖庵现存清代《华佗神医碑》，记载其 "遍历中原，活人无算" 的功绩。庙内明代《华佗五禽戏图》石刻，生动展现 "虎鹿熊猿鸟" 五种仿生动作，与《庄子・刻意》的养生理念一脉相承。华佗去世后，各地百姓自发建祠立庙，其精神成为中医救死扶伤的象征。
东汉末年，曹操以亳州为根基，利用鸿沟水系运粮屯兵，收编青州军，逐步统一北方。曹操运兵道遗址（全长 8000 余米）的考古发现，展现了其 "藏兵于野" 的军事智慧。曹氏家族墓群出土的《道德经》残页，反映了对道家思想的尊崇。曹操自称魏王，后世尊为魏武帝，其霸业与道统思想的结合，凸显了亳州的战略与文化双重价值。
北周至李唐时期，亳州的道统地位进一步提升。杨坚（隋文帝）任亳州总管时，以 "老子后裔" 自居，建庙祭祀；李渊任亳州刺史期间，修缮老子祠。唐朝建立后，追封老子为 "先天玄元皇帝"，历任皇帝多次拜祭亳州老子庙，并修建老子母亲庙。亳州成为国家级祀典圣地，老子被确立为中华道统第一人，其思想深度影响唐朝政治与文化。
宋代亳州迎来辉煌，宋真宗、宋钦宗亲祭老子庙，朝廷重臣多出亳州，仅宰相级官员就有 30 余人。亳州城市建设、经济文化均达鼎盛。然而，元金时期，亳州被金占领，社会动荡，经济衰退，人才凋零，陷入长期衰落。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将老子故里苦县一分为二，引发亳州与鹿邑长达 600 年的老子出生地之争。清朝鹿邑县令修志时，将老子故里改为鹿邑，进一步加剧混乱。这一纷争反映了地域文化认同的危机，也影响了社会稳定，为近代中国的动荡埋下伏笔。
晚清时期，亳州出现争议人物姜桂题。他早年背叛捻军，后在清廷任职，参与抗击外敌，又镇压农民起义。其墓葬选址的考量，折射出亳州近代社会的矛盾与转型。姜桂题的一生功过参半，成为亳州近代历史复杂性的缩影。
尉迟寺遗址出土的鸟形陶器、钓鱼台遗址的农耕遗存、汤陵遗址的商代礼器、焦国故城的青铜簋等，构建了从史前到商周的物质文化链，印证了文献记载的真实性。
曹操家族墓群的刻铭砖、天静宫遗址的唐代碑刻、宋代建筑构件等，为研究汉唐至宋的政治、文化提供了关键物证。这些考古发现与文献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历史叙事。
亳州历史历经文明肇始、王朝更迭、道源孕育、医学传承、近代转型，始终是中华文明 "多元一体" 的重要支点。从伏羲画卦到华佗行医，从帝喾建都到李唐崇道，亳州见证了中华文明在动乱与统一中的演进，其道统内核彰显了文明的连续性与包容性。当代对亳州历史文化的研究与传承，不仅是对过去的追溯，更是对中华文明精神基因的再认识，为文化自信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