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我在视频号发布了一则介绍亳州古代历史人物的地图小视频，没想到半天内播放量就突破万人，同时也引发了一些地方人士的强烈反应，他们言辞激烈，甚至不乏污言秽语，指责亳州 “抢走” 了所有历史名人。这让我深感意外，也不禁想到历史上类似的认知分歧。

秦朝 “指鹿为马” 的典故广为人知：秦二世昏庸，丞相赵高为铲除异己，在朝堂上指着鹿说是马。首位直言这是鹿的大臣被处死，其余人迫于权势纷纷附和，连秦二世最终也改口称鹿为马。而亳州先贤庄子常以 “物是人非” 的辩证思维启示世人：人们眼中的 “真实” 未必为真，未被察觉的事物也未必不存在。这种认知差异，恰如当下关于历史地望的争议。

我在视频中标注的亳地历史脉络，均有史料可依：神农氏在亳地活动，帝喾于亳建都，商汤灭夏后以亳为都城，老子、曹操、华佗皆为亳州人。然而某些地方对此极力反驳，声称帝喾之都、商汤之亳另有其地，甚至将老子故里也归为己有。更有甚者，为制造 “离老子庙更近” 的假象，将县城东迁90里，还宣称新址是为苦县。清代当地县令竟在县志中篡改记载，将亳州老子改为 “本县人”，如此操作，真是 “此有其理”。

“亳” 作为专属地名，源自三皇五帝时期帝喾所封，是东夷部落的核心区域。其地处黄河下游以南、淮河以北的黄淮平原腹地，因黄河冲积形成肥沃土壤，成为农耕文明的发源地。神农氏部落在此定居开垦，尝百草疗疾；更早的 9800 年前，太昊（伏羲）打破母系氏族桎梏，建立父系氏族的东夷集团，其势力范围南抵淮河、东达徐州以东、北至山东泰沂山区、西及周口，被后世尊为东方青帝。

我国上古历史的考证明晰度，受周代以来历史书写的影响颇深。周公改编《易经》时，对夏商以前的史实进行了修改，致使上万年的文明演变缺乏连贯记载，只能依赖近现代考古发掘梳理 —— 这正是 “夏商周断代工程” 的意义所在。周以后的史书记载，又因国家统一需要和儒法思想影响难免偏颇。如金元时期为整合资源设河南江北省，明朝将其拆分为安徽、河南，这种行政区划割裂了黄淮平原的文化脉络，打破了远古华夏 “龙脉” 的连续性。

商代亳都的历史争议，早在周初就已埋下伏笔。周王室为巩固政权，封商纣王之兄微子启于商丘建立宋国，同时篡改历史将帝喾之都附会于商丘附近（有说东谷熟里西南 35 里，有说 45 里），刻意回避亳州境内的亳都。为安抚地方，周王室虽承认亳地为神农氏故地，封其后裔建立焦国，却又将焦国划归舜的后裔妫满（娶周武王之女）所建的陈国管辖，使焦国沦为邑城。这种安排引发东夷淮夷、徐夷部落的长期抗争，成为西周八百年政权不稳的重要原因。

老子（李耳）作为周代藏书史官，深入研究夏商以前的历史，其《道德经》凝聚了中华道统思想的精髓。汉桓帝时，为弘扬道统，特派管霸到曹腾家乡（即老子出生地）修建老子庙。直至隋唐宋时期，亳州始终是道统思想的发源地。金元以后，随着中原政权更迭，道统传承渐衰。明朝定都北京后，进一步弱化了传统龙脉的象征意义 —— 此前亳州作为帝喾、商汤故都，是南方学子商贾进京的必经拜祭之地。

清代亳州人张乐行继承汤王革命精神，领导捻军起义历时 15 年，虽以失败告终，却彰显了当地深厚的抗争传统。近代中国面临亡国危机时，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融合中华道统思想的精髓，提出 “打倒孔家店”、破除奴役思想，最终建立新中国。这种对道统的升华，凝聚了民族合力，为复兴之路奠定了基础。

历史的真相或许会因时代变迁而蒙上尘埃，但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的相互印证，终将拨开迷雾。亳州的历史地位，不在争议的喧嚣中，而在文明层积的厚重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