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杨云标的了解让我确定了写这本书的想法，虽然那时还不认识他。
最初有了“写一本关于NGO的书”这样一个想法，很多热心的朋友出谋划策，做环保的都提到了“自然之友”的梁从诫，与打工妹有关的都提到了“打工妹学校”的吴青。对于两位前辈所做的事情我一直心存敬意，同时又有一种感觉：中国的NGO有他们这样的人太正常了。从他们的祖辈、父母那代人开始，就是知识精英在为民主自由奔走，如果到了现在还是只有他们在做，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百年过去了我们什么长进也没有。

中国毕竟是一个农业国家，虽然已经有许多NGO在农村做了大量项目，也有一些出身名校或者留洋的年轻知识分子长期工作在农村，但那毕竟是一种由城市、由知识分子在农村“种植”NGO的行为而不是从土里自己生长出来的，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这片土地上土生土长的农民的NGO存在。如果没有这样的组织，没有这样的人，写这本书其实是一件挺没必要的事。

此前就听说过杨云标，他即使不是中国最著名的农民，至少也是最著名的农民之一。他从带领村里百姓上访告状开始，成立了“农民维权协会”并因此声名远播。也许是因为杨云标本人学过法律并曾在律师事务所工作，我以为这又是一个知识精英回乡种植的NGO，直到2005年盛夏的那个正午，在一份杂志上看到了一篇文章，杨云标写的《乡村民选的团队尝试》。那篇文章记录了2005年春天，在当地第六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过程中所做的一切，杂志专门在杨云标的文章之前注明“一场特殊的选举在没有媒体没有学者没有基金参与情况下，悄悄而激烈地在这里进行”。

恰恰是“没有媒体没有学者没有基金参与”几个字吸引了我，几乎把一个下午的时间都用在那篇三千余字的文章中，反反复复地看，试图从中找到更多的细节，更多的乡间NGO的信息，更多能够支持我把草根NGO当作一本书的写作题材的理由。

文章不长，要讲述四个村庄的选举故事远远不够，我几乎能够肯定每一句话后面都有许多欲言又止，许多背景、纠缠，许多乡村间盘根错节的关系、细致入微的烦恼。在那篇文章的最后，杨云标是这样写的：“作为这次基层民主试验的参与者，我们的体验是痛苦的。我们曾经何其慷慨激昂的为民主言说，我们以为找到了真理，我们以为只要我们振臂一呼，整个世界都会为之动容……但现实告诉我们，我们生活的村庄是由多种人群共同支撑的，我们只是其中一些脆弱的年轻人，一些以为激情与梦想，自由与正义可以改变世界的年轻人……现实让这些年轻人低头……我们开始整夜的失眠，我们焦躁不安，甚至我们有些绝望……我们在痛苦中接受了这个村庄的现实，这个传统村庄向公民村庄过渡的现实，接受了必须和其他人群共同存在的现实。我们痛苦地直面这个世界的一切，并深深地爱着这个世界。”在这段不长的文字里，杨云标用了大量的省略号，并一再用到一个词“我们”，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感觉，这个“我们”其实只有杨云标自己。我在再三重读这段话的时候落泪了，并在那一刻决定了要写这样一本书。

失乐园

当我来到杨云标的家乡，安徽阜阳颖州区三合镇南塘村，见到他在文章中提到团队成员后证实了我的猜测，确实没有一个作为“我们”站在一起的“这些年轻人”的群体。这里几乎所有的年轻人和中年人都外出打工，团队主要由老年协会和妇女文艺演出队组成，老年协会自然都是老人，妇女文艺演出队也是以老年妇女为主，32岁的杨云标是最年轻的一个，一个尽管脆弱，但仍然以为激情与梦想，自由与正义可以改变世界的年轻人。

杨云标屋里有两张引人注目的大照片，一张是现在的杨云标和他的父母，另一张是十几年前的杨云标和二三十个男孩子的合照。杨云标说他从小就是孩子头，从那张照片上可见一斑，照片上，他和另外一个年龄大一点的坐在正中的凳子上，其他二十几人排成四排，或站或蹲，个个抱臂当胸，摆出一付很酷的姿势，再加上最前排还横着一个举重用的杠铃，整张照片都很酷。杨云标告诉我：“我现在之所以会选择这种活法与我童年的梦想有关。”

杨云标从这张照片开始讲他自己的故事。他记忆中的村子安详宁静，人与人的关系也特别融洽。平时村里修桥修路，大家都是带着干粮扛着工具就去，也没人问一声有没有报酬，干活的同时边说边唱，集体劳动仿佛成一个节日。那时候谁家遇到什么事，招呼一声半个村子里的人都会聚过来，如果半夜喊一声抓小偷，所有的人都会起来。杨云标和他的朋友们一起玩大，一起看武侠小说，聚在一起举杠铃锻炼身体，所以才会有挂在他房间里的那张照片。那时候，他们觉得武功高强的人可以行侠仗义，梦想自己长大了就可以成为那样的人。

杨云标长大后离开了家乡，上学，工作，再回故乡时已经25岁，他和照片上的朋友都已经“长大”了，但谁都没有成为想象中的大侠，而是无一例外地进入城市，都成了打工仔。

乡村发生了太多的变化，村子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大家走在路上见了面也不怎么说话，你家的狗咬了我家的鸡，你的孩子踩了我家的菜，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能闹得老死不相往来。甚至村子里的狗都变了一副样子，一律成了矮小的土狗，这几年小偷横行，高大的狗都会被人药死拖走卖掉。现在夜里若是再有人喊抓小偷，根本就别指望能有人帮你，而且就算真的遇到贼也没有人敢喊了，只盼着小偷拿走了东西就这样走开，免得在自己身上戳出窟窿。

我来到杨云标家的那天正逢降温，降到了零下六度，发现他父亲竟睡在院中的门洞里，我本以为是为了给我腾住的地方才住到了这里，第二天才知道，他家的母猪一个月前下了一窝猪仔，再过一阵就可以上市，他住在这里为的是看猪。小偷对村里的情况了如指掌，谁家的猪养大了就会在夜里光顾，牵走时还要留下一句话：“你喂猪，俺发财，明年再喂俺还来”。民风如此，让人不寒而栗。

“这事情我非管不可”

1998年，杨云标带着女友回到家里，听说在西安学了法律的他回来了，乡亲们都来向他讨主意，农民负担每年竟有三四百元，日子已经过不下去了。村里的干部不再是德高望重受人敬重的好人，变成了横行乡里欺压百姓的村霸，想尽各种名目敛财，打骂关押什么手段都用。有人用到了“横征暴敛、鱼肉百姓”这个词，杨云标有点难以置信，有意探访了更多的人，发现事实确实如此。

杨云标清楚地知道这与国家法律政策不符，回想那时的情景，他说自己“当时很天真”，以为只是村干部为了中饱私囊才这样做，于是就写信反映“乡村干部加重农民税费负担，工作作风恶劣”，10月份，按照信访程序寄给了阜阳市颍州区纪委、监察局和区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办公室。他本以为，只要领导知道了，问题也就解决了。

杨云标没有想到的是，农民的问题没有解决，他自己的问题来了。
乡村的习惯早睡早起，这里的夜晚，一到十点就寂静一片。11月3日夜间11点，杨云标家的狗拼了命地叫起来，四壁空空的穷家挤进来七条汉子，空间一下子就小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来的是三合镇政府的人，党政办主任对刚刚从床上起来还没能摆脱睡意的杨云标说：“你不是写信告吗？我们现在要调查这个事情，跟我们去镇里面，有话要问你。”

杨云标被吓醒了，醒了之后更加恍惚，觉得这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实事，更像是以前在武侠小说里看到的开头，月黑风高夜，一群大汉夜入民宅。杨云标知道自己不是横行江湖的大侠，只不过是个两手空空的胆怯的普通人，他已经觉出自己的腿在抖，背上的汗也出来了。但这到底不是书中的幻想世界，是法制时代呀，杨云标定定神壮着胆子说，“我是学法律的，蒙不住，想带我走，要出示有关证件，证明你们是在依法执行公务。”

他们不再坚持带走杨云标，转说要查他女朋友的暂住证，可见法律还是管用的，一谈到法律，杨云标的思路就清晰了：“你们无权查暂住证，派出所才是法定的户籍管理机构。”文诌诌的一套镇住了来人，对方悻悻走了。

但是两天之后他们又来了，还是夜里闯进来的，这次带来了派出所的人。虽然杨云标还是糊里糊涂被拽起来的，但这一次他镇定多了，暂住证应该是在非户籍所在地从事营利性职业的才办的，她是探亲访友，不在营利性范围之内，所以不必办理暂住证。

法律又一次起了作用。这一次，他们本来还想带走杨云标，许多乡亲闻讯赶来，虽然他们不敢对这些“执法人员”有所举动，但这么多人沉默的注视已经足以让他们知道，杨云标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所以他们也没有强行抓人。

“老话说‘饿死不做贼，屈死不告状’，跟干部斗不过的。”杨云标的父亲劝儿子，巨大的压力让一生老实巴脚的父亲感到恐惧，希望他远离这个是非之地回到遥远的大城市继续原来的生活，但这些打击恰恰激发了杨云标的斗志：“明明你是一个守法的公民，在自己的家里好好地睡着觉，居然有派出所的人把你的门踢开，要抓人。这样的恐惧，我是没有办法接受的。越是这样，这事情我非管不可。”

南塘村长期负担过重、账目不清，村里原来就有人带头上访，于是乡村干部就找个计划生育之类借口把他抓了关几天，不查了再放出来。杨云标同样写信告状，可镇政府的人硬是拿他没有办法，老上访唐殿林就上门取经。他年纪大，一直在村里生活，在当地威信很好，杨云标学过法律，知法懂法，两个人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他们发动大家联名，签名本上密密麻麻地盖着300多人的红手印。写着“国务院办公厅”、“国家信访办”的信件开始一封封从南塘村投递出去，但依然沓无音信。

他们决定送代表到北京告状，按了手印的人又集资了1000元。最多的人家捐出20元，最少的是一个平常连盐都买不起的妇女，捐了两元钱。
都知道上访难，但上访到底有多难，只有亲身上访的人才能知道。千辛万苦摆脱拦截来到北京，杨云标和唐殿林在郊区找了家每天20元的小旅馆住下，每天坐公交车到市区，国家信访局、农业部信访室、中纪委信访室、公安部信访室，挨家挨户地访。

那些高门槛上的小窗口让他们感到无望。最终，杨云标一个人走到天安门广场，打出了“安徽农民告官”的牌子，两分钟后，他被遣送回家。回家后，杨云标仍然将上访信以10天左右一封的频率从南塘村投递出去，他根本不知道到底寄出了多少信，很多时候甚至都不敢奢望这些信真的有效果，寄出材料就是为了安慰自己，或者说给自己一种希望。他常常会想象这样的画面，一个孤独的剑客在千军万马之前仗剑而立，与其说是英勇，不如说悲哀，他绝望的姿态只不过是在告诉自己，我还没有屈服而已。

2000年10月，连杨云标都不知道是哪封信起了作用，安徽省委督察室派出的督察组会同市、区有关部门的人员突然来到三合镇。这些年来虽然上访不断，但整个颍州区从来没有过省督察组“空降”的先例，此举非同小可。几个月后，南塘村村支书、村主任和文书被查明共挪用贪污7万多元，集体被撤职。

维权协会的诞生

“南塘村的杨云标上访得到了省委支持，撤掉了村两委！”消息不胫而走，数不清的农民互相探问着找到杨云标。他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成现在这样，本以是自己村里出了问题，后来受到报复之后以为只是这个镇上有问题，但现在来的人不仅有邻村、邻镇的，还有外县、外市甚至河南省的人，“那段时间，几乎一天来一个人，都是乱收费啊抓人啊这类的事，有的在屋檐外就突然跪下来了。”最多的一天，杨云标接待了32个人。

头发浓密的杨云标开始谢顶，每天早晨起床，都会看到枕巾上落了一片头发。原本只是临时回乡小住，不知不觉在家里已经是第三年了，他在这段时间里完成了一个人从青年到中年的转变，也完成了一个从“准城市人”到农民的转变，村庄的一丝一缕越来越真切地牵动着他的心：我们的农村怎么了？这样下去我们农民怎么活？

应该有一个替老百姓说话、为老百姓做事的部门，事实上却没有。那么我们们成立一个好了。杨云标想到要成立一个维权协会，把那些经常找他维权的代表都叫到一起，经过协商写个章程，念给大家听，征求大家的意见。2001年3月7号，五个村20多位维权骨干通过了“三合农民维权协会章程”。根据章程，他们的维权行动严格限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并将维权协会的目标用一句口号来表达：“理性维权、科学致富、文化启蒙”。

后来有媒体说这是中国农民第一个维权协会，有怎样重大的社会意义，杨云标本人也声播海内外，连续成为这样那样的“年度人物”。但在当时，这是一个纯粹自发的农民自己的组织，和外界没有任何沟通。当四年过去之后，杨云标总结当时成立维权协会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两个字“需要”。他说：“想想协会成立时我们提出来的口号是很有意思的：理性维权、科学致富、文化启蒙。说得大一点，是政治经济文化三块嘛，当时很自然的，大家提出来这么三句话，谁也没什么特别深的思考。现在想（笑），非常有意思，这句话把我们的要求和需求表达得这么好。我们成立维权协会的目的是想活下去，不仅想活下去，还想活得好一点。有记者问过我是不是有什么政治抱负，我说没有，他一开始还不信，也有人以为我读了什么有关的书，其实我不爱看书，到现在也不会上网。我后来想，这其实是人的本能的需要，对好的生活的一种向往和需求。”

维权“三部曲”

成立了维权协会，维权活动渐渐地从分散维权的状态，走向了有组织的维权；从个人的自发的维权走向了一种组织的自觉；从个人偶然性的行为到有组织的经常性的维权；甚至，从事后维权到事前的监督。

杨云标把这称之为“第一阶段的维权”。在颍州区，三合镇的群众监督案件一直高居榜首，年年都是其他地方的三四倍。提到这些，杨云标笑了：“相比以前和其他地方，我们镇和村里的干部已经是非常文明的了。”
第二个阶段就是建设和谐家园。

老百姓维权是为了什么？为了更好地生活。但维权实实在在地说一种“斗争”，这种斗争有时候会使人的生活更加痛苦。他们发现，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如果也能唱唱歌，情绪就会好得多，非常开心，这种开心是钱买不到的。慢慢地，说说唱唱也成了维权协会的重要内容，那些有特长会乐器的还从家里找出了尘封的二胡。2001年4月，南塘村村委会换届选举，唐殿林被高票选为村委会主任，杨云标被选为村会计兼文书。从“在野”到“执政”，临近大路的村委成了大家的活动场所，平时聚在一起说说唱唱也就更方便了。

2002年8月，在中国社科院农村研究所、中国农村发展促进会和香港亚洲交流中心组织的“中国乡村建设论坛”上，杨云标作为惟一的农民代表上台发言。会上，有位香港学者说：“一个社区的人生活得好不好，不看房屋，不看穿着，一看人的面孔就知道——是不是微笑的？”这句话让杨云标大受震动，他很自然地想到了自己的村庄，想到了维权协会的乡亲们。

我在见到“三合兴农农村合作社”的成员之前先听到了他们的歌声，他们在唱自己改过了词的《团结就是力量》和《税费改革好》。走进他们的活动室，看到正在唱歌的二十几个人绝大多数是老人，年纪最大的已经七十几岁了（后来看他表演的划旱船身手全然不似老人），穿的也都是乡间寻常的衣服，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自信的神情和他们的微笑。

2003年南塘村的老年协会、妇女文艺演出队和二百多人入股参加的三合兴农农村合作社相继成立。当年维权协会成立时大家提出的“理性维权、科学致富、文化启蒙”都在生活中一一有了照应，在维权目标基本实现之后，合作社、老年协会和文艺队开始了科学致富和文化启蒙的努力。他们聚在一起，跳舞、唱歌，评选“十佳婆婆”和“十佳儿媳妇”，然后大家一起敲锣打鼓上门颁奖。除了文娱活动，他们还组织学习，一起学习中央关于农村的一号文件和有关法规。春节期间，在外打工的年轻人拿出卡拉OK机，支起台球桌，举办了歌咏比赛和象棋、羽毛球、台球比赛。久违的感觉让这些年轻人无比感慨，似乎又回到了童年。

作为一个资金和资源都非常稀缺的草根组织，合作社做的都是与农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小事，通过团购化肥农药为社员节约支出，同样的化肥在集上经销商卖到90、95元一袋，而合作社只卖80元，社员还可以享受优惠价79元，一袋化肥就能省十几元。杨云标说所有这一切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成本低、无风险”，为了真正能够实现“科学致富”，又开始了有机农业的尝试。

他们工作的第三阶段就是推动基层民主。
合作社成立不久，当地即将迎来第六届村民选举。此前的五届选举，与期说是民主选举，不如说“官主”的成份更多一些，往往都是按上级的意图确定了人选再走一个民主的过场，有时连过场也都省去了，这样“选”出来的村委班子不为村民说话也就不奇怪了。“基层民主选举，是村民取得乡村治理权成本最小，风险最低，方式最温柔的良性途径”，杨云标和同伴们自然会全力以赴。这就是那篇《乡村民选的团队尝试》中所写的内容。

民主选举的日子里

在合作社社员所在的四个行政村内，为了能够选出为老百姓说话的村官，合作社从2004年开始为此做了大量工作。一次学习班上，杨云标给大家出了一个问题：农村最缺什么？经过综合比较，“缺好的带头人”成了最主要的答案。杨云标觉得这个答案能反映很多东西，多年的权威治理养成的愚民顺民的等待与依靠，习惯于等待别人引领自己。

为什么会缺好的带头人呢？大家经过讨论，觉得当地也有很多好人能人，但是他们没有能够处在带头人的位置上，最后得出结论：我们缺的实际上是民主，因为有了民主才能选出好的带头人。

但是，我们有村民选举法，法律已经明确规定了村级民选自治，我们是缺民主吗？讨论继续进行，最后杨云标给了大家一个引导：我们不缺民主，缺的是公民。因为很多老百姓都不懂得行使自己的权利的时候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只有大家都懂得行使自己的权利了，有了公民才会有民主，有了民主才会有好的带头人。

大家都说是啊是啊，我们平常都不懂得，以前就糊里糊涂投了不该投的票，以后再也不能这样了，一定要选我自己想选的人。学习结束的时候大家一起呼喊：“我要做公民，不做老好人”。

合作社进行了公民权利意识的学习，还组织了近百人的宣传选举法的文艺宣传队伍，把选举法编进节目里，走村串户去演出，并将法律条文贴在村头，每个村里也都有合作社的骨干，由他们向周围的人宣讲法律。人们毕竟已经习惯了当老好人，对于此前村干部的贪污行为，虽然也有不满，但只是在背后说说而已，等到选举的时候，压力之下可能还把选票投给了他。老年协会的邢大妈向身边的人宣传选举法时，对方有些为难：“我不想选他，可他非让我选，他是个痞子，谁都不敢惹。”邢大妈给他壮胆：“你别怕，想选谁就选谁，他要找你，你就说是我让选的！”

选举真正开始，南塘村的唐殿林和杨云标因为都有上访底子，镇政府本想通过这次选举把他们选下来，但结果揭晓之后他们依然高票当选。争夺最为激烈的是孙庄村，这里此前的投票率极低，但在这次选举中，在有1400名选民的村庄，第一轮选举中，老年协会推举的两位候选人分别以800余票和700余票名列第一、二名。这个结果让所有的人都非常震惊，村支书甚至跑到镇委书记面前哭诉，杨云标在他的文章中这样表述：“恐慌使他们更加努力地下力气去动员村庄中传统保守力量的代表人物（生产队长、党员、家庭长辈等），并利用沉默的大多数的传统文化心理，说我们的候选人维权是为了出风头、捞好处，有男女作风问题等等，这些攻击的理由在乡村干部和村内传统保守势力的联合推动下，发挥了较大影响，改变了沉默大多数的即时性立场与选择。孙庄村的第二轮选举，我们的候选人全部落选。”

杨云标的文字表述未能提及选举过程中的细节，我曾经接触过许多参加了那次选举的当地人，他们的说法则更直接：“平常村里选举，乡镇干部一般就来几个人，监督一下就完了，那天一下子来了三十多个，镇上一共有五十个干部，来了一大半，来干什么了？给他们壮胆来了。”“除了乡镇干部，他们还从阜阳请来一些痞子，开着两辆轿车来的，也和乡镇干部一块站到那里，看看你到底选谁。”

这样的村民选举，阵势就很不一般了。有倾巢出动的乡镇干部，有来路不明的叼着烟卷的陌生人，还有杨云标和几位合作社的骨干。杨云标虽然不在本村，但他一直是远近闻名的维权领头人，在那个特殊的时候，希望自己的出现能够给村里人一些鼓励。

那次选举的过程让杨云标非常感动。老年协会和文艺队许多成员都跟随流动票箱做了监票员，两人一组一直跟着票箱走，不管对方如何威胁，始终跟在票箱后面。
杨云标在写到孙庄村的选举时用了《落选后我们没有失败》这样的标题。他是这样写的：
“我们在孙庄的选举结果不理想，团队及时开了总结会议，分析失误与成就，大家明确了下一步要把老年协会、农业合作社建设好，同时对选举中的十三处违法行为和村财务腐败问题，依法联名向政府相关部门做了反映。目前市委书记胡连松做了批示，区相关部门正式介入调查。

“我们所在的三合镇，除了我们做试点工作的村，其它14个村的选举百分之百实现了乡镇领导事先的组织意图，选举没有任何悬念。这样产生的村‘二委’，很清晰地感受到他们的权力来源于上级乡镇领导的授予，所以在日常村务工作时很自然地会只对上负责。而我们做试点工作的乡村正好相反，积极的民间参与让当权者很清晰地感受到其当选是民意争夺的结果，当选者以后的日常村务工作会更在乎民意。孙庄村选举结束后，许多村民很害怕，认为自己极力反对的村干部还在台上，以后会恶狠狠地打击报复他们。而事实恰恰相反，这些当选的村官比以往任何时候对我们都更温和，还主动邀请我们去交流，虽然他们赢得了选举，却让他们深深体会到觉醒人们的力量。”

为了梦想

我2005年12月来到南塘村的时候，兴农合作社已经走过了苦乐交集的两年多，有机农场的第一批成果——有机萝卜已经收获了，但合作社一直没有能够实现注册。

当年一帮上访骨干成立维权协会，虽然受到媒体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想注册肯定不可能，据说当地领导对他们有个“三不”政策：“不宣传、不支持、不反对”。合作社成立之后，为了能够有一个合法的身份，杨云标和同伴们曾经多次与有关部门接触希望完成合作社注册手续。以前进政府是为了告状，现在再次走进这个大门，杨云标说自己是来“求人”的。但是，农委领导翻看着“三合兴农农村合作社章程”，对其中内容不置可否，杨云标想来跟政府沟通，告诉他们这是一个符合国家倡导方向的以经济活动为主的民间组织，他从南塘村赶来用了1个多小时，干部只给他5分钟，而且，似乎只对杨云标的花名册感兴趣，上面都是过去参与维权的人。“三不”好象还在起作用。

我在阜阳见到杨云标时，他正在做与政府的沟通。那天正逢降温，他和伙伴们在寒风中、在阜阳有关部门跑了整整一天，一是要推广有机农场的产品，二是注册努力。

我问杨云标有什么感受，他说是“感动”：“我们老年协会的两位老同志和我一起跑了一整天。他们都七十多岁了，一位是退休的学校校长，另一位也是退休干部，他们在村子里都是德高望重受人尊敬的人，可是还要大冷天一个个跑政府机构，看冷脸、说好话、碰钉子，没有一分钱报酬但全无怨言。跟这样的人一起工作，你怎么可能不感动，怎么可能不全力以赴！”

我们在夜幕中走进已经入睡的南塘村，村路漆黑一片，杨云标说起几年前那段维权的日子，虽然有段时间局势比较凶险，但他却有一种安全感：“所有的老百姓都和你站在一起，不可能没有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来自于你身边的人对你的认同和信任。大款名流雇保镖，为什么，是因为对身边的人没有信任感。”
谈到春天里的那场选举，杨云标告诉我，即使在选举获胜的地方，也不是一选过后就万事大吉，要引导大家从选举时对抗性心理回归到建设时期合作心理，毕竟是世代生活在一起的声气相连的乡亲。“那次选举让我学到了很多，认识到村庄式中国，不是专制或民主那么简单，自己发生了很多转变，原来文艺队活动来200人都嫌少，现在在50人就觉得不错，照样演出，宣传一个是一个。”

在南塘期间，我跟着老年协会和妇女文艺演出队走了许多村子，向合作社选出的贫困户发放帮扶金，去邻村演出。那几天特别冷，一停下来就冻得难受，我不停地跺脚，杨云标则用类似拳击手的姿态打空拳，让我想到他儿时的“大侠梦”。现在杨云标做的是另一个“梦”，他指着一片空地告诉我：总在村委活动也不是长法，如果合作社能够注册下来，会在这里盖一个自己的活动室。他把他的梦想说得很具体，包括盖房子的细节和社员义务工的方式，但我总觉得，在“注册”这个前提之下，怕只能是空中楼阁。

一天的活动结束之后，告别参加活动的其他社员，和杨云标一起踏着黄昏的田埂回他的家，这个说法不确切，应该是他父母的家。回乡几年，杨云标“全职维权”没有收入，住的是父母的房子，吃的是父母的饭，就连花钱，都要向父母要。这样显然不是长久之计，我问他以后怎么打算，他说没有打算：“对未来没有计划，也许有一天我还会离开这里，但目前不会，有很多事要做，不会离开。即使离开，最终也还是要回来的。现在如果我要出去一段时间，当我坐上车，心里会很难受，因为我正在离我的家越来越远了。以前没有想到对这片土地有什么样的感情，现在有一种东西越来越强烈，就是这种感情，其实这几年我所做的一切也都是围绕这种感情的，我需要这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