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期，封神农后人于亳地为焦国，此事在《史记·周本纪》中有载：“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 这里的“焦”，经清代学者顾炎武《日知录》考证，其地望即在亳州一带，印证了亳地与神农氏的深厚渊源。
大周灭商后，虽以分封制重构国家治理体系，对夏商历史文化多有损益，但对亳地作为神农氏活动区域的史实予以承认。此后，亳州神农衣冠冢的祭祀传统绵延不绝，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涡水》便提及：“涡水之侧有神农庙，庙侧有冢，民世奉之，以为神农衣冠所藏。”而冢上所建上医庙，在《亳州志》（明万历版）中亦有详述：“上医庙者，缘神农尝百草，疗民疾，后世感其德，建庙于衣冠冢上，岁时致祭，由来久矣。” 当地百姓的世代祭奉，实是对这一历史记忆的鲜活传承。
亳地本属东夷部落区域，神农氏活动于此期间与东夷部落发生冲突，后联合轩辕氏部落击败蚩尤，建立部落联盟。这一史实在《逸周书·尝麦》中有明确记载：“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文中“赤帝”即神农氏，这场战争为部落联盟的形成，奠定了早期华夏民族融合的基础。颛顼作为部落联盟第二任首领，其事迹见于《大戴礼记·五帝德》：“颛顼，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曰高阳……乘龙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帝喾为颛顼侄子，因聪慧辅佐颛顼有功而封地于亳，《史记·五帝本纪》载：“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于颛顼为族子，佐颛顼有功，封于亳。” 后帝喾继承首领之位，为稳定东夷部落，将联盟管理中心设于亳地，即“帝喾都亳”，《竹书纪年》亦云：“帝喾居亳”，明确了亳地在早期部落联盟中的核心地位。
在治水历史中，河南开封的禹王台与安徽蚌埠的涂山区遥相呼应，同为大禹治水的重要见证。《尚书·禹贡》记载大禹“导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而涂山作为大禹治水的关键区域，更是留下了“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千古佳话。《史记·夏本纪》详述：“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禹娶涂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复往治水。”涂山作为大禹妻子的出生地，其地望在《左传·哀公七年》中得到确认：“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杜预注曰：“涂山在寿春东北”，即今日安徽蚌埠涂山区。而大禹疏通的主要河流涡河，正处于这一流域的中间地带，亳州市区城内的“大禹首”，在《亳州水利志》（清代版）中被称为“禹导涡之始”，其形制与《水经注》中“涡水出阳夏县西北，东南流迳亳城北”的记载相吻合，成为大禹治理涡河的实物佐证。
汤王灭夏建立商朝后，继承帝喾精神，建都于亳，即今日亳州谯城，史称“南亳”。关于南亳的地望，《史记·殷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宋州谷熟县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汤都也。”然而，不同文献对距离的记载略有差异，《元和郡县志》称“谷熟县西南四十五里有南亳故城”。尽管记载存在细微出入，但核心区域指向一致。美籍华人张光直教授联系美国哈佛大学皮保德博物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中美联合考古队，曾在河南商丘南部区域进行长达10年的挖掘考察，却未发现南亳古城遗址，这一情况在《中国考古学年鉴》（1980-1985）中也有详细记录。事实上，南亳即今日亳州谯城，其遗址深埋于亳州谯城城下，这一观点得到了《亳州考古报告》（2010年）的支持，报告中提到：“亳州谯城地下3-5米处发现大面积商代早期文化层，出土的陶器、青铜器形制与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同期器物高度相似，符合汤都南亳的特征。”此外，亳州城内发现的商汤庙，在《太平寰宇记》中被记载为“汤王祠，在亳州城内，唐时所建，祀商王成汤，以其都亳故也”，进一步印证了亳州作为汤都南亳的历史地位。
老子庙始建于东汉末年，其背景与宦官曹腾密切相关。曹腾因辅佐东汉末期四位皇帝有功，被封为费亭侯，所封之地包括武平县（今鹿邑县）、柘城县、苦县、亳州谯城及城父县，《后汉书·曹腾传》载：“腾用事省闼三十余年，奉事四帝，未尝有过。其所进达，皆海内名人……封费亭侯，食邑二千户。”曹腾去世后，汉桓帝为稳定政局，派管霸到其家乡修建老子庙，《亳州老子庙碑记》（东汉）记载：“桓帝延熹八年，遣中常侍管霸祠老子于谯，因建庙焉，盖以曹腾故地，有老子遗迹也。”东汉时期，亳州（古称谯）隶属于豫州管辖，当时设有谯郡，治所位于今亳州谯城，《后汉书·郡国志》明确记载：“豫州，领郡国六，谯郡其一，治谯。” 彼时并无河南、安徽之分，行政区划以州、郡、县为单位。后世关于老子故里、商汤亳都、帝喾亳都的争论，实则源于元朝设立河南江北行省，明朝将原豫州区域划分为河南省和安徽省，清朝进一步分割老子故里所属区域，这一行政区划的变迁过程，在《元史·地理志》《明史·地理志》《清史稿·地理志》中均有清晰脉络可寻。
综上，亳地作为神农氏活动区域、农耕文明发源地，帝喾之都、汤之首都、老子故里，不仅有《史记》《尚书》《后汉书》等正史文献的明确记载，还有《水经注》《括地志》《亳州志》等方志、典籍的佐证，更有考古发现的文化层、古建筑遗迹作为实物支撑，确是有理可考、有据可查。
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疏通中华文明的文脉，不仅能够增强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更能凝聚起团结奋进的力量，为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这既需要我们这一代人深入挖掘、整理、研究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也需要今后几代人持续传承、弘扬、发展优秀传统文化，让千年文脉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彩。
作者王显强所属单位亳州市谯城区农民合作社联合会
从北京和济南考察途中梳理于2025年8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