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商之首都”“帝喾都亳”的地望争议，历来有“商丘谷熟说”与“亳州说”等不同观点。若结合皇甫谧《帝王世纪》的成书背景、作者生平及魏晋之际的政治环境考辨，可发现其笔下“帝喾都亳”“汤都亳都”的记载，实则指向今安徽亳州（古谯郡）；其隐晦表述的背后，既有对历史的梳理，更有因时代局限而暗藏的文化意图，这一推断亦有多重史料与逻辑依据支撑。

一、皇甫谧的时代处境与“谯郡情结”：隐晦表达的情感基础

要理解《帝王世纪》中“亳都”的指向，需先明确皇甫谧的个人渊源与所处时代的特殊语境。

从家族渊源来看，皇甫谧与谯郡（今亳州）有着深层关联。其祖父皇甫嵩是东汉末年名将，《后汉书・皇甫嵩传》明确记载，皇甫嵩曾与曹操共同参与镇压黄巾军 —— 中平元年（184年），皇甫嵩为左中郎将，曹操为骑都尉，二人同属镇压黄巾军的核心幕僚，在军事行动中多有协作。彼时曹操的故乡，正是谯郡（今亳州）；而皇甫嵩虽为安定朝那（今甘肃平凉）人，但因与曹操的共事渊源，对谯郡这一“曹操发迹之地”必然有着特殊认知。更关键的是，皇甫家族的衰落与曹操的崛起形成了鲜明对比：董卓篡权时，皇甫嵩因“忍辱示弱”未敢反抗，导致家族势力渐衰；而曹操因“刚强讨董”（《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太祖至陈留，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卓”），最终成为三国时期的核心政治力量。这种对比下，皇甫谧对曹操及曹魏政权的“钦佩”并非无据 ——《晋书・皇甫谧传》虽未直言其政治倾向，但载其多次拒绝司马氏政权的征聘（260年司马昭征其为官、267年司马炎再征，均“不应”），侧面反映出他对曹魏政权的隐性认同，而谯郡作为曹操的故乡，自然成为这种情感的寄托载体。

从时代背景来看，皇甫谧著《帝王世纪》时（约公元260-280年，正值其46岁后名声鹊起、潜心著述阶段），恰处于司马氏篡夺曹魏政权的高压期。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掌控曹魏政权，260年司马昭弑杀魏帝曹髦，265年司马炎篡魏建晋 —— 这一时期，对曹魏政权的公开认同等同于“忤逆新朝”，嵇康的遭遇便是明证：嵇康因是曹操曾孙女婿（娶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且“非汤武而薄周孔”（暗讽司马氏篡权），于263年被司马昭杀害（《晋书・嵇康传》）。皇甫谧既对曹魏有认同，又需避祸，便只能选择“隐晦表达”——通过追溯“古亳都”地望，将文化荣耀赋予谯郡，以此间接褒扬曹操的“英明果断”（曹操出生地与古亳都关联，即彰显其“得地脉之正”），这一逻辑符合魏晋之际文人“借古喻今”的表达习惯。

二、《帝王世纪》“都亳” 记载的隐性指向：为何是谯郡（今亳州）？

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明确记载：“（帝喾）年十五而佐颛顼，三十登位，都亳，以人事纪官也”“汤始居亳，从先王居”。这两条核心记载的“亳”，若脱离其时代背景，可能被简单对应于“商丘谷熟”（如《商丘县志》《括地志》等后世文献所言）；但结合其“隐晦表达”的需求，实则指向谯郡（今亳州），这一推断有三重关键依据：

其一，“从先王居”的地理逻辑更贴合谯郡。《尚书序》载“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孔安国注“契父帝喾都亳，汤自商丘迁焉”——若帝喾所居之“亳”为谯郡，则汤“从先王居”的迁徙路径更合理：商族早期活动范围集中在豫东、皖北（《史记・殷本纪》载契“封于商”，商地一说在今河南商丘，但汤“迁亳”需与“葛国为邻”呼应）；而《孟子・滕文公下》明确“汤居亳，与葛为邻”，《史记集解》引《地理志》“葛今梁国宁陵县之葛乡”（今河南宁陵）。今亳州与宁陵相距约80公里，符合“邻里”的地理距离；若按“商丘谷熟说”，谷熟（今河南商丘东南）与宁陵相距仅30余公里，虽亦近，但结合皇甫谧对谯郡的情感倾向，其刻意将“亳”与曹操故乡关联，更符合其隐性表达意图。

其二，谯郡在魏晋时的“文化符号意义”需被重视。曹操崛起后，谯郡成为曹魏政权的“龙兴之地”，被赋予特殊的政治文化地位：曹丕称帝后，曾多次“行幸谯”（《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并下诏“谯，霸王之邦，真人本出，其复谯租税二年”，将谯郡视为“王气所钟”之地。皇甫谧若要隐晦褒扬曹魏，最直接的方式便是将“帝喾”“商汤”这些“圣王”的定都地，与“霸王之邦”谯郡绑定——通过“圣王都亳=谯郡”的隐性关联，既彰显谯郡的历史正统性，又间接肯定曹魏政权的“天命渊源”，这一手法在古代史学著述中并不罕见（如司马迁著《史记》时，亦通过“刘邦斩蛇”等记载强化汉王朝正统性）。

其三，与皇甫谧其他著述的“隐性呼应”可佐证。皇甫谧在医学著作《针灸甲乙经》中，虽未直接言及地理，但对“谯地”相关的风物记载格外细致（如提及“谯郡产艾”“谯中名医”等），可见其对谯郡的熟悉；而《帝王世纪》中关于“帝喾生而神灵”“汤有圣德”的描述，与《三国志》中曹操“少机警，有权数”的记载形成微妙呼应——将“圣王”与“英雄”的出生地关联，本质是通过历史叙事强化文化认同，这背后正是对谯郡（今亳州）作为“圣君与英雄故地”的双重定位。

三、对“商丘谷熟说”的再辨析：后世文献的语境差异

需说明的是，《商丘县志》《括地志》等文献称“南亳在谷熟”，并非与皇甫谧记载矛盾，而是因“语境不同”导致的差异。

《括地志》成书于唐代（唐太宗时期），其“宋州谷熟县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的记载，是基于唐代行政区划的追溯，彼时“亳”的地名已发生迁徙（魏晋后“谯郡”渐称“亳州”，而“谷熟”因靠近商丘，被后世附会为“南亳”）；《商丘县志》为清代方志，更多是承袭唐代以降的说法，未深究皇甫谧著书时的特殊语境。而皇甫谧所处的魏晋之际，“谯郡”仍被普遍称为“谯”，其笔下的“亳”若直书“谯郡”，则易被司马氏政权解读为“借古颂魏”，故以“亳”这一古称隐晦指代——这种“以古称代今地”的手法，在《帝王世纪》中并非孤例（如称“夏都斟鄩”，实则指向今偃师，亦用古称）。

结论：古亳都地望的“双重证”——历史与情感的统一

综合来看，皇甫谧《帝王世纪》中“帝喾都亳”“汤都亳”的记载，其核心指向当为今亳州（古谯郡）。这一结论既符合其“避祸隐晦”的时代需求—在司马氏高压下，通过追溯古史将谯郡与“圣王之都” 绑定，间接褒扬曹操与曹魏政权；亦契合地理与文献的逻辑—亳州与葛国（今宁陵）的“邻里”关系、“从先王居”的迁徙合理性，均比“商丘谷熟说”更贴合早期商族活动轨迹。后世因地名变迁与语境淡化，渐有“南亳在谷熟”之说，但追溯本源，结合皇甫谧的特殊处境与情感倾向可知：古代帝喾之亳都、商汤之首都，其最初的历史指向，正是今天的亳州。

作者单位：亳州市谯城区农民合作社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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