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亳州双贤的历史标签困局
在中华历史文化长河中，安徽亳州孕育了两位影响深远的人物 —— 曹操与华佗。前者被贴上 “奸相”标签，背负 “挟天子以令诸侯” 的政治枷锁近一千八百年；后者以 “神医” 形象流芳百世，其被曹操所杀的史事更成为固化前者负面形象的重要佐证。这种标签化的叙事，不仅影响着大众对历史人物的认知，更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亳州本土历史文化的真实脉络。
作为土生土长的亳州人，笔者基于对家乡历史的深入探寻，结合《三国志》《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原始史料与后世文献记载，试图以曹操、华佗的史事为切入点，解构流传千年的历史标签，还原东汉末年的时代语境，厘清亳州双贤与地方文化发展的深层关联，为重塑客观的历史认知提供在地视角的研究参考。
二、史料互证：曹操形象标签的形成溯源
（一）西晋政治语境下的《三国志》叙事偏向
关于曹操的早期史料记载，以西晋文史学家陈寿所著《三国志》最具权威性。作为 “前四史” 之一，该书虽被赞 “文质辨洽”，但其编写不可避免受西晋政治环境约束。西晋政权承继曹魏基业，陈寿在《魏书》中需兼顾 “尊魏” 以证西晋政权合法性，又因时代局限性存在隐性叙事偏向。
从《三国志・武帝纪》可见，陈寿虽肯定曹操 “明略最优”“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但在涉及曹操与汉献帝的关系时，措辞多显谨慎。而在《三国志・华佗传》中，关于曹操杀华佗的记载，虽客观呈现 “太祖苦头风，佗针鬲，随手而差”“佗久远家思归，辞以妻病” 等史实，但“太祖大怒”“遂考竟佗” 的表述，在缺乏对东汉末年 “士大夫以医为贱业” 社会背景的充分铺陈下，易让读者聚焦曹操 “暴虐” 的一面。这种叙事倾向，为后世解读曹操形象埋下了偏向性伏笔。
（二）《后汉书》的补充叙事与时代立场
南朝宋范晔所著《后汉书》，虽成书晚于《三国志》，但其对东汉历史的记载更为详尽，且因脱离了西晋 “尊魏” 的政治束缚，对曹操及其家族的叙事多了一层客观视角。在《后汉书・宦者列传》中，关于曹操祖父曹腾的记载，与《三国志》注引《续汉书》相互印证，却更突出曹腾在东汉中期政治格局中的正面作用：“腾用事省闼三十余年，奉事四帝，未尝有过。其所进达，皆海内名人，陈留虞放、边韶、南阳延固、张温、弘农张奂、颍川堂谿典等。” 这段记载明确指出曹腾并非 “奸宦”，而是以举荐贤才、谨慎行事著称，直接反驳了后世对 “曹氏家族发迹于宦官乱政” 的片面解读。
对于曹操迎立汉献帝一事，《后汉书・献帝纪》记载：“（建安元年）秋七月，车驾至洛阳，幸故中常侍赵忠宅。丁丑，郊祀上帝，大赦天下。八月辛丑，幸南宫杨安殿。癸卯，安国将军张杨为大司马，韩暹为大将军，杨奉为车骑将军。是时，宫室烧尽，百官披荆棘，依墙壁间。州郡各拥强兵，而委输不至，群僚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稆，或饥死墙壁间，或为兵士所杀。甲寅，以曹操为司隶校尉，录尚书事。庚申，迁都许。” 这段史料清晰还原了汉献帝当时的窘迫处境 —— 洛阳宫室焚毁，百官饥寒交迫，而曹操迎立迁都，实则是为汉室解决了生存危机。《后汉书》的记载，为厘清 “挟天子” 的真实语境提供了关键依据，也印证了曹操早期举措的 “匡汉” 底色。
（三）文学演绎对历史形象的固化：以《三国演义》与《资治通鉴》对比为例
北宋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虽以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为目的，但其对曹操的叙事仍受传统 “忠君” 思想影响，在《汉纪五十八》中记载曹操杀华佗时，虽沿用《三国志》“佗辞以妻病”“太祖怒，收付狱” 的史实，却特意补充 “荀彧请曰：‘佗术实工，人命所县，宜含宥之。’太祖曰：‘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耶？’”的对话，强化曹操 “轻才重权” 的形象。不过，与《三国演义》相比，《资治通鉴》仍保持了史书的克制，未添加 “华佗欲开颅治病” 的虚构情节。
真正让曹操“奸相” 标签深入民间的，是元末明初文学家罗贯中所著《三国演义》。罗贯中曾参与张士诚起义，兵败后隐居杭州编撰文学作品，其创作背景与个人经历深刻影响了作品的价值取向。对比《三国志》《后汉书》与《三国演义》可见，罗贯中明显以 “尊刘贬曹” 为叙事主线：在史料中，“挟天子以令诸侯” 的表述并未直接指向曹操，而是东汉末年乱世中各方势力的常见策略（如袁绍谋士沮授也曾建议“挟天子而令诸侯”）；但在《三国演义》第十四回 “曹孟德移驾幸许都” 中，罗贯中通过渲染曹操对汉献帝的 “控制”，将这一策略塑造成曹操 “篡汉” 的核心罪证，甚至添加 “董昭献计迁都”“曹操暗中安排亲信” 等虚构情节，强化其 “奸谋” 形象。
关于华佗之死，《三国志》《后汉书》均记载华佗 “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其不归曹操有 “思归家乡” 的客观原因；而《三国演义》第七十八回 “治风疾神医身死” 中，罗贯中增设 “华佗欲为曹操开颅取风涎，曹操疑其与关羽报仇而杀之” 的情节，通过渲染曹操的 “多疑嗜杀”，将华佗之死与 “忠义” 主题绑定，既引发大众对华佗的惋惜之情，也间接强化了对曹操的反感，形成 “神医遇难于奸相” 的固化叙事。这种文学化的演绎，借助民间说书、戏曲等传播形式，使曹操的 “奸相” 形象突破史料记载的范畴，成为流传千年的集体认知。
三、史事还原：曹操崛起的真实脉络与 “挟天子” 之辨
（一）曹腾奠基：亳州曹氏的政治根基与地方影响力
要客观认知曹操，需从其家族的政治脉络与亳州本土势力的关联入手。曹操的祖父曹腾，是东汉中期重要宦官，其政治生涯不仅为曹氏家族积累了资本，更奠定了亳州在东汉政治格局中的特殊地位。据《后汉书・宦者列传》记载，曹腾在汉顺帝、汉桓帝时期 “用事省闼三十余年”，且 “其所进达，皆海内名人”，其政治声望远超一般宦官。更关键的是，曹腾因支持汉桓帝即位有功，被封为费亭侯，成为曹氏家族联结地方势力的纽带。
《后汉书・桓帝纪》记载，曹腾去世后，汉桓帝 “遣中常侍管霸祠老子于苦县”，并特意下令 “复谯县（亳州）徭役五年”——这一举措并非单纯的 “恩宠”，而是汉桓帝借助曹腾的家乡影响力，稳定沛国乃至豫州地区秩序的政治策略。彼时东汉政权已陷入外戚与宦官争权的混乱，亳州作为曹腾的家乡，聚集了大量依附于曹氏的地方豪强（如夏侯氏，与曹氏世代通婚），汉桓帝对亳州的优待，实则是对这股地方势力的认可与拉拢。曹腾积累的政治资本、人脉资源，以及亳州本土豪强的支持，共同构成了曹操后来崛起的核心基础。
（二）乱世起事：曹操的 “匡汉” 初心与亳州同乡的支持
东汉末年，董卓篡权引发天下大乱，曹操的起事并非 “篡汉”，而是以 “讨伐逆贼” 为初衷，且其早期力量完全依赖于亳州同乡的支持。《三国志・武帝纪》记载：“董卓废帝为弘农王，而立献帝，京都大乱。太祖至陈留，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卓。” 这里的 “陈留”（今河南开封附近）虽非亳州，但曹操招募的第一批士兵，多为亳州同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夏侯氏与许褚：《三国志・夏侯渊传》记载，夏侯渊 “沛国谯人也……太祖起兵，以别部司马、骑都尉从”；《三国志・许褚传》记载，许褚 “谯国谯人也……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 太祖徇淮、汝，褚以众归太祖”。此外，亳州籍的乐进、吕虔等将领，也在曹操起事初期加入，构成了曹魏政权的 “谯沛集团” 核心，这一集团始终是曹操最信任的军事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曹操在讨伐董卓期间，始终以东汉臣子自居。《后汉书・袁绍传》记载，初平元年（190 年）关东诸侯讨伐董卓时，“袁绍为盟主，屯河内；曹操屯酸枣；袁术屯南阳；孔伷屯颍川；韩馥屯邺”，曹操此时的身份是 “行奋武将军”，属于袁绍麾下的将领，其行动完全符合 “匡扶汉室” 的号召。直到董卓西迁长安，关东诸侯陷入内斗，曹操才逐渐脱离袁绍，开始独立发展，但仍以 “奉天子” 为旗帜 —--这一选择，既是对东汉正统的尊重，也是借助皇室名义整合亳州及豫州地方势力的策略。
（三）“迁都许都” 再解读：乱世中的汉室存续与曹操的政治智慧
董卓集团覆灭后，汉献帝陷入颠沛流离之境，《后汉书・献帝纪》记载，建安元年（196 年）汉献帝返回洛阳时，“宫室烧尽，百官披荆棘，依墙壁间…… 群僚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稆，或饥死墙壁间，或为兵士所杀”，此时的汉室已濒临崩溃。曹操率军迎立汉献帝，将其从洛阳迁至许都（今河南许昌），这一举措常被解读为 “挟天子以令诸侯”，但结合当时的历史语境，其本质是 “救汉室于危亡”。
从《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可见，曹操迁都许都后，立即 “始兴屯田，募民许下，得谷百万斛”，不仅解决了汉献帝及百官的温饱问题，更为汉室提供了稳定的统治基础。此外，曹操在许都设立“尚书台”，由荀彧等儒臣辅佐汉献帝处理政务，自身则 “录尚书事”，虽掌握实权，但始终以 “丞相” 身份行事，未逾越臣子之礼。直到建安二十一年（216 年），曹操才被封为 “魏王”，此时距离东汉灭亡仅余十年，天下三分的格局已基本形成 —— 可见曹操的 “权力扩张”，是随着时代局势变化逐步推进的，而非一开始就有 “篡汉” 野心。
所谓 “挟天子以令诸侯” 的标签，本质是后世皇权专制体系下，为强化 “忠君” 思想而加诸曹操的政治枷锁。在东汉末年的乱世语境中，“奉天子” 是各方势力都认可的政治正确（如袁绍、袁术最初也有类似计划），曹操的成功，在于其率先实现了这一策略，并借助亳州同乡集团的力量，稳定了许都周边局势。正如《资治通鉴・汉纪五十八》所评：“操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郡县莫不望风响应。” 这里的 “托名汉相”，并非贬义，而是对曹操政治智慧的客观描述 —— 在汉室权威扫地的时代，唯有借助 “天子” 的名义，才能整合分散的地方势力，为北方统一奠定基础。
四、文化反思：双贤史事与亳州地方文化的深层关联
（一）标签化叙事对亳州文化脉络的割裂
曹操与华佗作为亳州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名人，其形象的标签化不仅影响着大众对历史人物的认知，更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亳州本土文化的完整脉络。长期以来，“奸相” 与 “神医” 的对立叙事，使得亳州历史文化的呈现陷入 “重华佗而轻曹操” 的失衡状态：一方面，华佗的 “神医”形象被不断强化，亳州 “华佗故里” 的标签深入人心，甚至成为地方文旅宣传的核心符号；另一方面，曹操的 “奸相” 标签则让亳州对 “曹魏龙兴之地” 的历史定位避而不谈，忽视了曹操及其家族对亳州地方发展的推动作用。
从史料来看，曹操崛起过程中，亳州始终是其 “根据地”。《三国志・武帝纪》记载，曹操在讨伐董卓失败后，曾 “还军屯谯”，招募家乡子弟扩充兵力；建安七年（202 年），曹操击败袁绍后，又 “军谯，下令曰：‘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其举义兵已来，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以后之，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为存者立庙，使祀其先人，魂而有灵，吾百年之后何恨哉！’” 这段 “谯县令” 不仅体现了曹操对家乡的情感，更反映出他对亳州地方建设的重视 —— 通过 “授土田”“置学师”“立庙祀” 等举措，亳州在战乱中得以恢复发展，成为曹魏政权稳定的后方基地。这种历史关联，本应是亳州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却因曹操的负面标签而被弱化甚至回避。
（二）以史为据：重塑亳州双贤的文化叙事
要扭转这一局面，核心在于回归史料、还原历史语境，构建 “双贤共生” 的地方文化叙事体系。一方面，应基于《三国志》《后汉书》等原始文献，客观呈现曹操的历史功绩与时代局限：既认可其统一北方、推行屯田、恢复生产的贡献，也不回避其 “杀华佗”“屠徐州” 等争议行为，以 “人而非神、亦非魔” 的视角解读历史人物 —— 曹操的复杂性，恰恰反映了东汉末年乱世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本身就是亳州历史文化的宝贵财富。
另一方面，需挖掘华佗与亳州本土医学文化的关联，结合《华佗神方》《华佗针灸经》等文献记载，展现亳州作为 “中医外科发源地” 的文化底蕴，同时正视华佗之死背后的历史原因：从《三国志・华佗传》可见，华佗 “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其不愿长期为曹操服务，本质是士大夫对 “医业” 的轻视，而非单纯的 “思乡”；而曹操杀华佗，既有 “被欺骗” 的愤怒，也有对 “士大夫不合作” 的强硬态度，是乱世中君臣关系的必然结果，不应简单归因于曹操的 “暴虐”。
唯有打破“非黑即白” 的标签化叙事，以在地视角整合双贤史事与地方文化资源，才能构建起完整、立体的亳州历史文化体系：曹操代表了亳州在东汉末年政治、军事上的辉煌，其 “谯沛集团” 是亳州地方势力崛起的标志；华佗代表了亳州在医学、科技上的成就，其 “麻沸散”“五禽戏” 是亳州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贡献。双贤并存，才是亳州历史文化的真实面貌。
五、结语
曹操 “奸相” 标签的形成，是西晋政治语境下的史料偏向、后世 “忠君” 思想的解读偏差与文学演绎的夸张渲染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华佗 “神医” 形象的塑造，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强化前者负面认知的工具。这种千年以来的标签化叙事，不仅扭曲了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也影响了亳州地方文化的完整呈现。
作为亳州人，我们有责任以史料为依据，结合在地视角重新审视家乡历史名人的史事，解构固化的历史标签，还原东汉末年的时代语境。唯有如此，才能让曹操、华佗这两位亳州贤达回归历史本真 —— 曹操是乱世中的政治家、军事家，其统一北方的功绩不应被 “奸相” 标签掩盖；华佗是中医史上的革新者，其医学成就应与亳州本土文化深度绑定；而亳州，作为两位贤达的故乡，既应是 “神医故里”，也应是 “曹魏龙兴之地”，这才是对家乡历史文化最客观、最尊重的传承。
未来，期待更多研究者以原始史料为基础，深入挖掘亳州双贤与地方文化的关联，通过考古发现、文献考证、文化传播等多种方式，让亳州的历史文化在客观、立体的叙事中焕发新的生命力，也为中国历史人物研究提供 “在地视角” 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