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资金互助社非公司化的10年回顾
我们回想一下资金互助这十年，也涌上一点情怀。十年前，我和谢勇模在吉林梨树调研，当时农民合作正处在刚刚兴起之时，我们写完一篇记录当时合作图景的文章后，约定十年后看资金互助社怎么样，农民合作怎么样？桃子成熟了没有？谁在种桃？谁在摘桃？
如今回顾，真是沧桑巨变。十年间，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十年后，为什么今天我们在座各位还能坐在这里讨论资金互助，一定有一个沧桑巨变之后的不变的情怀，一定有什么东西在牵引着我们。现在有一句流行语叫“毁三观”，就是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毁了。我们能坐在这里，可以说是“立三观”，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决定了我们十年后还能坐在一起。
今天，我在这里交流一下关于资金互助十年来的观察和体会。“有图有真相”，我也会使用十年前的照片和十年后的变化做出对比。
应该说，十年来政策变化非常大，可以说是沧海桑田。
2004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一号文件”，开始“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严格监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通过吸引社会资本和外资，积极兴办直接为‘三农’服务的多种所有制的金融组织。”2004年7月，吉林梨树挂牌成立了第一家资金互助社——百信资金互助社。从政策和实践上算来，都有十年了。
这段时间我们去了吉林四平调研，交流中我们不约而同地把这十年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是非法阶段（2004-2006）。这段时期各地都在进行农民合作社和资金互助的实践探索，但有较大风险。各地都存在是否合法的顾虑，当时《中国改革》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打开农村金融的脚镣》。但政策层面已开始做出引导性的鼓励。当时我们做农民培训的时候，农民们常常在如下一个常识性问题上纠结：我们把自己的钱花出去，合不合法？我们把自己的钱和别人的钱一起花合不合法？农民们常常犯嘀咕：自己的钱在一起花，一起使用，是不是合法？2007年，政策环境有了巨大变化，一个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出台，另一个是放宽农村金融市场准入，鼓励设立三类新型金融组织。梨树县闫家村，也成为资金互助社的第一家正规军。
于是就进入第二阶段——正规化阶段（2007-2011）。2007年3月，吉林梨树百信资金互助社得到第一张资金互助社的金融许可证。之后各地资金互助社在银监会《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和《示范章程》的引导下，开始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正规化努力。经过5年的类似计划生育政策的努力，最终只有49家得到农村资金互助社的金融许可证。
第三个阶段，是合作社培育资金互助阶段（2012年至今）。伴随2012年银监会“暂缓”审批农村资金互助社牌照，正规化的大门关闭了。但各项政策在引导各地的合作社培育发展资金互助。2011年，农信之家成立了，在银监会把正规化大门关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考虑另外一种方式争取合法化的形式——在合作社基础上培育资金互助，现在看来，是遍地开花，开始形成燎原之势。在这一时期，有很多的希望，也有很多的问题。
这期刊物中，还有另外一篇报道《农民贷款难，难于上青天》，讲到离春耕也很近了，农民却找不到贷款，高利贷使老区农村雪上加霜。还有这样的报道《打开农村金融的脚镣》，是后来接任《中国改革》杂志社社长的新望写的报道。看到会议日程中，勇模要讲这样一个题目《不要让合作金融戴着脚镣跳舞》，实际上有十年的呼应。
现在的脚镣是不是还存在？一方面，有些脚镣打开了，比如说不允许农民资金互助的脚镣已经打开了。但新的脚镣可能也存在，这是这两天我们在座各位要解决的新问题。
我们看一看十年来的政策变化，2004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一号文件”，开始“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严格监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通过吸引社会资本和外资，积极兴办直接为‘三农’服务的多种所有制的金融组织。”应该说，政策已经开始回应农村金融的不足，刚才姜柏林老师提到了缺血、输血、造血等问题。2004年就政策上开始做出回答：积极兴办直接为“三农”服务的多种所有制的金融组织。十年来不断在这个轨道上前进。应该说，政策出台很容易，但是执行很难，应该是“一分制定，九分落实”，这是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李克强总理也说,“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应该说，政策大门已经打开了，关键在于落实了。
200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提出，“探索发展新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最终带来了2006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出台，以及调整放宽农村金融市场准入政策的推出。但2006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出：“引导农户发展资金互助组织”。这是当时的一个新词，全国第一家农民资金互助社产生在闫家村，当引导农民发展资金互助的时候，我们找不到现成的经验，只有闫家村在培育这种新型组织的种子。有了几年来政策与实践的铺垫，才有2007年落实放宽农村金融市场准入的政策。之后不断有政策文件出台，比如说，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抓紧出台……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试点的具体办法”，2013年底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还提出了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在201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更加指明“在管理民主、运行规范、带动力强的农民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基础上，培育发展农村合作金融……推动社区性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发展。”农民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成为开展资金互助的组织基础。值得一提的是，在银监会关闭正规化大门的同时，各项政策在引导各地的合作社培育发展资金互助。例如，2008年10月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允许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2013年11月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进一步简化为：“允许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删去了“有条件的”和“专业合作”的字眼儿，大大开放了合作社基础上开展资金互助的政策空间。
十年来，由资金互助社在政策上的松动，和实践上的萌芽，到现在的遍地开花，的确是变化巨大。从政策的鼓励和响应，也让我们联想到一个哲学话题——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一定程度上说，是实践在先，创新在先。先有实践创新，之后上升为理论和政策，政策在不断响应新的实践创新，并依据变化做出引导。十年以后，我们再看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鼓励的“兴办各种所有制的金融组织”，可以说这项政策仍不过时，仍然有待落实。值得一提的是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到“允许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当时在“有条件的”认定上，存在很大的争论，到底什么叫“有条件的”？2013年年底十八届三中全会说“允许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把“专业”去掉了，把“有条件的”去掉了。也就把政策脚镣去掉了，只要你是合作社，就允许你开展信用合作，不再捆绑你的手和脚。
谈到这十年来的变化，还必须提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里面有有八项内容，其中有一项专门讲加快农村金融创新。其中的第26条专门叫做“发展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在管理民主、运行规范、带动力强的农民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基础上，培育发展农村合作金融，不断丰富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类型。”过去我们一提合作金融，说的就是农村信用社。从这份文件中，讲合作金融时，只字不提农村信用社。而是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新的合作金融是什么，是农民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基础上的合作金融，这在政策层面上，给我们留下了多大的发展空间？！
过去我们说农村金融是三条腿，第一是政策性金融，第二是商业性金融，第三是合作性金融，而且把合作金融当成基础。无数国家的经验也是如此，我们在年会会议指南也提到了日本的情况、德国的情况、法国的情况、荷兰的情况等等。刚才也提到了，政策已经开始给了我们大的舞台，但是怎么唱戏，这可能是在座各位需要考虑的。今年的一号文件，也给了五个规范：第一是坚持社员制原则，资金互助社的资金来源和服务对象，都是合作社社员。向社员这一特定对象吸收存款，为他服务。社员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社区，要将社员限定在一定的社区范围内，社区有大有小，社区可以像闫家村那样，以村为一个单位，也可以以小城子那样，以镇为单位。第二是封闭性原则，作为一种相互制的金融活动，不吸收公众存款，不对外开放；第三是不对外吸储放贷，使得资金在合作社内部封闭运行；第四是不支付固定回报，不能以承诺高息的方式吸收存款；第五是社区性，政策鼓励和推动社区性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发展。只要坚持与农民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为组织基础，按照上述五条标准进行资金互助活动，应该都在合法范围内。
我们再配合照片，回顾一下这三个阶段的实践进展：
第一个阶段，是非法阶段的艰难探索（2004-2006）。1999年，姜柏林完成了一个课题，题目叫做《21世纪中国农村合作经济模型》，并开始在不同地方试验。这样的试验跟新乡村建设运动在2004年相遇，产生一个新的动力。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让分散的农民小生产，面对大市场的竞争时，组成合作社，在合作社的基础上培育发展资金互助社。后来这样的合作开始走两条路径：一条路径是温铁军老师坚持的，主要是培育综合性合作社，另一条路径是姜柏林老师所坚持的，以农村的资金互助来撬动其他的合作。
这样一些艰难探索，可以通过照片看出。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百信的手写凭证；看到2005年初我们在晏阳初乡建学院的两股力量交汇；看到一些合作社先驱者，比如说夏家农民合作社，2000年起开始做化肥、种子、农药的联购。还可以看到，十年前我们在梨树县委党校一起开会，当时的开会是这样开的，大家都坐在床上分组开会。我们看到马九杰老师坐在这里、姜柏林和谢勇模两位坐在那里。当时的会议，有很多农民朋友，因为没有有条件的会议室，就坐在大房间里的各个床上开会。可以说，当时有一股子精神，有一种情怀：一定要把合作社、把资金互助这个事业办下去。资金互助社为何在十年前能够开花？是因为提早埋下了种子：比如说闫家合作社2003年、太平合作社01年、郭家合作社2001年，都成立了资金互助的典型组织。一路走来，颇为不易。
如下是我们2005年做的7省11家合作社资金互助开展的情况的调查，不是所有合作社都开展资金互助。但部分已经开始合作了，在非法的状态下开展合作。有三省五家资金互助社已经开展起来了，因为当时的金额很少，只是两万、三万，当时的利息也是一分上下。有那个时候的雏形，才有我们今天的发展；有那个时候的种子，才能在今天开花结果。这张照片是对闫家九社2004-2005年资金放贷记录的整理，可以看到当时的借贷金额两三千块钱，一两千块钱，甚至有些根本不收费。
今天是我们资金互助十周年的大会。作为十年的标志，就是如下照片上的一个见证的牌子，十年前我们挂牌成立了“梨树县闫家百信农村资金互助社”。当时姜志国理事长和张红军监事长，接受了我的一次访谈，提及如下内容：“资金互助合作社共有总股金35200元，利息收入600余元，费用300余元（一笔100元，一笔200元的差旅费、以及购买票据文书等），没有支付负责人、会计等任何的劳务报酬。还有许多费用都是自己承担的。”可以看出，，当时完全是低成本的运营。
当时的兰考县南马庄合作社傅玉平副理事长也接受我的访谈，谈及如下内容：何慧丽老师2004年底邀请了姜柏林过来，发动我们成立了资金互助。一开始报名60多户，后来发展到75户。当初股金2.74万元，现在3.18万元。共借出了27笔，解决了社员不少资金问题。我们成立资金互助会，不知法律上是否许可这样做。人民银行和银监局，找我们交涉了好几次。看来要是真的发展起来了，他们就会研究你了。我们资金互助的成本很少。就是一些笔墨纸钱。工作全部是义务劳动。打印材料基本上没有。
当时的贺村合作社理事长王德显这样告诉我：“我们的资金互助运行大半年了，无一笔烂帐，无一笔延期。大部分人在到期前就把款还了。仅第2笔赵付兴到期时不在家，由担保人帮他还了款，他回来后再还给担保人。俺们农村人自己搞资金互助，你就是调派最精明的信贷调查员，他也没有俺把底（意即知根知底，有把握）。在农村，借款的要是人为不好了，连个担保的人都找不到，他自己就会遇到麻烦。咱这资金互助是相互促进，共同提高。不仅是资金，还包括思想，包括为人处世。”
第二个阶段，是正规化发展阶段（2007-2011）。2007年，银监会从政策上开始响应农村的首创，开始各种各样的尝试，先恋爱后结婚，先有相应的实践创新，才有可能在理论和政策上得到相应的回应。有了六七年的实践努力，才有了2007年3月9号第一家资金互助社——闫家百信农村资金互助社的挂牌经营，上了央视报道，上了新闻联播。才有之后其他的资金互助社雨后春笋般地兴起。
其中最突出的资金互助地区，就是梨树县。原本是“花开五朵“的，后来凋零了一朵。花开四朵，梨树一个县就有四个得到金融许可证的资金互助社。我们看注册资本，由10万，到100万、110万、177万，发展不断延续，规模不断扩张。现在我们东北、河南、山东的很多资金互助社，已经达到了上千万，甚至好几千万的规模。
在2007年出台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2009年鼓励有条件的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后，2009年银监会制定了新型金融组织发展的三年规划。三年下来，数量没有达标，完成了六成不到，资金互助社只发了49张牌照；质量也没有达标，因为面临很多问题。陷入了数量和质量的双失困境。2012年以来，银监会不再批任何新的资金互助牌照，我们资金互助社正规化的审批进程“暂缓”，甚至是永久性的“暂缓”。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一个新的问题：资金互助社去哪儿？我们又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上。
在这个十字路口上，我们要考虑：正规化是我们所追求的吗？正规化是资金互助社唯一一条招安之路吗？过去我们很多人的目标，都是朝着正规化，但是路很窄，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几万家资金互助组织，只有49家挤过去了。现在的一个新的方向，是考虑合法化，而非正规化。政策上已经开始对我们的实践创新进行承认和引导，所以合法化才是我们当前考虑的重点。
我看到论坛的环节中，提到了资金互助社的公益信托、团队建设、业务开展、相互合作、合法合规经营，这些内容对大家是有帮助的。不让正规化，我们就不发展了吗？不让正规化，我们就走野战军的道路，历史证明，野战军更有生命力，野战军打败了正规军！
第三个阶段，是合作社培育资金互助阶段（2012年至今）。伴随2012年银监会“暂缓”审批农村资金互助社牌照，正规化的大门关闭了。各项政策在引导各地的合作社培育发展资金互助。银监会把正规化大门关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考虑另外一种方式争取合法化——在合作社基础上培育资金互助。
2012年以来，拿到牌照的资金互助社，停留在盆景金融层面，金融当局满足于在政治层面做几个盆景，给总理看。试想，仅仅49张牌照，能够解决多少农村问题？全国有66万个村庄，4万多个乡镇社区，49个盆景金融，能解决根本问题吗？
2012年以来，中央政策文件不再批新的牌照，但却仍然在鼓励金融创新，包括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等，也在另辟蹊径。各地政府、社会行动者、农村精英等群体推动，或者农民自发、地区自发的农民资金互助社层出不穷。有报道称，全国至少5000家以上，这5000家应该是很保守的统计。各个地方也开始出现相关政策，比如说江苏盐城、北京通州、江苏东台和福建省等，这样的地方政策的出台，与我们的担心相关。比如说出现了连云港灌南县资金互助社的危机，河北邯郸伟光被爆料的金融诈骗案等。所以各个地方开始对我们采取不鼓励、不支持，也不反对的“三不”政策，这是一种行政不作为的做法。
在大环境宽松、小环境紧张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自求生存。自求生存的一个重要方式，是联合起来。比如说2013年12月份，四平的柏林农民合作联社成立，2014年3月，山东郓城县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协会成立，股金总额达到9000万。当然，也有其他关于合作社联合社成立的报道，联合社在政策层面符合合作社的基本原则（“合作社的联合”）。
回到2014年，按照我们会议指南所言，今年是深化改革元年，允许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这是对我们的鼓励，但是各类市场主体假借合作社的名义，进行金融诈骗。这个时候我们要清者自清，如果我们是李逵的话，就不要打着李鬼的牌子。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地方出现了李鬼打跑李逵的现象，以合作社的名义来做各种各样有违合作，甚至有违法律和基本道德的事情，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做李鬼吗？我们仍然坚持我们是李逵这样一条路线，不能挂羊头卖狗肉，不能做玉米牌大米。所以我们要认清目前的看似宽松，实则比较严峻的形势。2014年3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针对了非法集资案件。我们在座各位要明确，不是以发放高利贷吸收公众存款为目的的。所以怎么样解决合法与非法的边界，怎么样解决合作金融与非法集资的区别，如何依法有效保护农村金融互助社？是在座各位这两天应该弄明白的问题。
对于十年政策的回顾，我们可以做一小结，有四个结论：一是风物长宜放眼量，十年也可有沧海桑田之变，现在至少给了我们前进的空间。第二是政策、法律、监管常常是滞后的，包括理论，也是滞后的，我们的实践在前面，所以在没有路的时候，趟出一条路来。摸着石头过河的关键，是认准是不是为大多数人谋福利，是认准我们正在进行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和调整，是朝向普惠制，朝向大家共享收益的方式。未来的十年既有可能因此受到一定的冲击和打击，但是只要在前进方向上，就一定能克服困难，不要被现行的政策法律和监管吓住。第三，实践一直走在前面，需要有创新人精神，来引领实践。第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复制是重要方式。关于如何复制，我在展望中将继续展开。
历史似乎在加速前进，很难想象十年前和十年后，发生了这么巨大的变化。这种照片是刚在吉林调研时，和姜志国、王海龙三人一起的照片。今天，我和姜志国、王海龙，再有一个十年之约，我们三个人十年以后在一起再拍一张照片。看十年前我们埋下一颗新的种子，十年中是如何看发新的芽，开新的花，结新的果。
当然，十年来还有许多重要的人物值得回顾。这张照片是2005年我们的马九杰老师在访谈张淑香，当时我们亲切的称他为小马哥。还有更多人在一起研讨，有很多人参与进来，广大的农民们也积极参与。
对于十年人物，我们可以做一个小结，就是“出彩中国人”。现在看的话，我们这十年有一群出彩中国人，为什么我们出彩了呢？正如习近平主席2013年所言，“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
应该说，我们回顾十年的人物，看到了我们幸运地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响应了信用合作由非法到合法的时代需要，参与并利用着伟大时代蕴含着的新机会。
第三部分，我对十年资金互助做一个总结。
十年以来，我们资金互助的变化情况可以总结为四点总结：
第一，从无到有。十年前，我们很难想到资金互助社能够得到承认，能够得到银监会的批准挂牌。在这里我稍微的说一下，来佐证一下我们的十年情怀。这十年我的另外一个身份，是在《银行家》杂志社做农村金融栏目的主持，十年间，超过30篇的关于资金互助社调查的文章，发表在《银行家》上。我记得姜柏林老师至少也有三四篇文章发表，谢勇模也至少有五六篇。有了这样一个平台，我们的声音可以发出来。过去十年，这个平台是开放的。未来十年，我个人仍然愿意贡献这样一份力量，以后你们的声音，仍然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发出来。《银行家》这个平台，仍然向资金互助事业开放。
第二，从小到大。我们不仅是从无到有，而且由一开始的十万元级别的互助规模，到后来的上百万，上千万，和好几千万，我们预测乘数法则会发挥作用，以后可以有上亿元级别、十亿元级别和百亿元级别规模的资金互助社。现在的联合社，已经达到了亿元级别。
第三，从弱到强。我们原来是单个的，我称作是点状模式，七八年前，我提出我们要走向块状和饼状的模式。现在已经看到这些模式了，联合起来在各方面可以增加我们的谈判能力。如同姜柏林老师做的比喻，一个农民在一座高楼大厦面前，地位是不对等的，我们用一个词叫组织的极度不对称，但是联合起来，就可以搭建新的桥梁，弥补这种不对称。
第四，由单一到多元。现在，多种多样的互助合作形式都在创新之中。其中一个尝试，就是东北叫做“小蜜蜂”的公益信托。新一期的杂志，已经上版发表了四平人民银行的李中华写的调研文章——《金融扶贫的民间探索——吉林四平农民资金互助社公益信托调查》，我们还在不断地跟踪报道各种新形式、新实践。
第四部分，我就可复制性问题，说一下未来展望。
想说的话很多，想展望的方面也很多，我想集中一点，就是刚才提到的复制。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关键点，但是怎么样复制，怎么样推广，这是需要我们考虑的。
通常，复制性增长有三个阶段：
第一，要有一个新兴的模式，要创造出一个模板。这个模板要做到低成本、可复制、易推广。通过始终关注可复制性增长模式，凭借该模式来减少复杂性，并推动其成长为成熟企业。最后发展为具备卓越的可复制型增长模式的企业，实现全球化规模和业务范围，同时保持独特的创始人精神。现在资金互助明显已经越过了这个阶段。
第二，是规模化，关注自我复制和他人复制，裂变中增长。庞大的成熟企业具备规模效应，包括足以与竞争对手抗衡的市场领导地位、雄厚的资产和广泛的业务范围。然而，他们极容易陷入复杂性的重压，导致面临真正的风险—变成一家繁文缛节严重、后继乏力的复杂企业，不仅丢失了创始人精神，也开始流失规模和范围效应。找到最初成功背后的可复制性增长模式，有助于其重返“正”途。现在资金互助已经由百万级变成千万级的，王林理事长在郓城做的也是这样，在河南濮阳很多这种机构也是这样运作的。在复制过程中，能实现规模经济，但也要提防复杂性重压，使创业者能够一直重拾创始人精神，带领团队前进。
第三，是成熟企业模式，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都有了。需要通过创新合作关系重振创始人精神：越来越多的新兴企业与成熟企业正在寻找第三种发展路线，在维持规模和范围效应的前提下，传承创始人精神。这类似于建立合资企业或“新公司”。
这三个阶段的关注点不一样，在第一阶段创造新兴模式时，要关注它能够复制。按照姜柏林老师曾经讲过的一个原则，低成本、可持续、易推广。到第二个阶段规模化时，要应对各种各样复杂性重压，因为我们规模大，管理的多了，很多复杂性产生了，这时候我们要处理合作社内部的关系和外部的关系，我们要重新拾回创始人的精神。到第三个阶段，是合作传承创始人的精神，一路把这个事情做下去，创新合作关系，这是一个理论。
这个理论表现为一个模型，简单说一下这个模型自我复制和他人复制的模型。
资金互助社的自我复制和他人复制
横坐标主要是投入，纵坐标是产出，有投入有有产出，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律。下面的Ｌ1和Ｌ２两条线谈的是自我复制。在K1小的投入条件下，能产出比较小的产出。但如果投入由K1扩大到K2，大的投入会产出比较大的产出，当一个单位自我复制的时候，做大规模就产生规模经济，里面有技术的变革（CD），也有规模扩大所带来的效应（BC）。现在就我们资金互助社而言，应该说规模扩大的效应更大于技术效应。
上面的红线Ｌ３和Ｌ４谈的是他人复制，若是在企业内部，就是增加一条生产线，或者复制出一个同样模式的企业。现在在我们资金互助社里面，原来只有一个，现在复制出另外一个，在一个地方我们有几十家这样的话规模化就很大了，我们看看，大银行、大企业的成长道路，几乎都是靠的这种复制性增长。
我们进一步分析，为什么复制性的增长可以出现。前提条件必须是需求过剩，大家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现在农村的资金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但是可能再过十年，农村的资金需求，有可能出现了像日本、韩国等等这样的资金富裕，大多数时候都是争相压低利率，比如说在日本、欧洲和香港，利率为零，甚至是负的。这样一个时代在我们周边已经出现了，可能再过十年已经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所以现在是资金互助的黄金发展时期，要突破资本约束，实现规模经济。
他人复制就是示范效应，带来模仿效应和学习效应，实现倍增。可能我们不会创新，但至少我们会模仿。只要有一个人把事干成了，其他人都模仿。我记得有一个河南农民说：“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着咱咋着。
我们要抓住这样一个时机，我预计未来十年我们会成为成熟企业的模式，规模经济加范围经济，所以我们期待姜柏林老师、姜志国老师、谢勇模老师你们这些具有创始人精神的模式创造者，在未来十年继续保持创始人精神，引领未来十年的发展。我引用一下习近平主席讲的，对我们有鼓励作用的一句话：“只要经过了充分论证和评估，只要是符合实际的，必须做的，该干的还是要大胆干，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让我们向前展望，超前思维，提前谋局”，谢谢大家。
【提问】：在我们县有很多家外省籍人做资金入社，并在各个乡镇村成立了代办站，这样做合规吗，他们的社员范围应该是多大，资金回收最大的地域范围是多大？实际上咱们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里面已经提到了，民主管理、封闭式运行，让周立教授回答一下。
【周立】：资金互助应该为社区和社员服务，不能出圈。问题是这个圈划多大？目前按照银监会的操作规程，应该是两个圈，一个圈在村一级，另外一个圈在乡镇这一级。乡镇一级可能存在一定的含糊之处，到底是户口在乡镇，还是常住人口，现在执行规则是三年以上在当地居住，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不能够在乡镇办理。像开分支行的方式到其他地方跨区经营，是商业银行的做法，绝不是合作金融的做法，合作金融多数还是以自律为主。我也就此想回应一下，资金互助不是说一定要找一个婆婆来管自己。
我举一个反例，前一段时间我在河北保定做农村信用社的调查，当地农信社的理事长、行长等等，都在抱怨：现在我们很烦，至少有四个婆婆，一个是当地的银监局，所有的流程都卡着，管的很死。另外一个是人民银行，你的贷款规模，你的国库，所有的报表他都管，这两个婆婆管的特别严。第三个是当地的省联社，省联社也是全过程管理。第四个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现在干预的比过去少很多，但县官不如现管，实际上多多少少还是有比较多的插手。有了四个婆婆以后，农信社觉得这个媳妇儿真难做，有那么多人管。现在我们合作社办的资金互助，多数期待有一个管理机构。我的看法是，不一定要寻求一个外部的管理结构，不一定要有什么样的机构来管理自己。现在看，政策环境已经很宽松了，从中央的文件到我们高层领导的做法，都在鼓励我们农民做信用合作。我们只要按照基本的原则把自己的事做好，朝着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这个方向，即使出现短期的风险，长期来说一定会走过去的。
我刚才跟姜柏林老师说，他跟我讲过好几次生产关系的调整。我今天才明白，实际上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性调整，应该说从党和国家最基本的方向，一直到我们合作社的基本方向，目前都要转手到调整生产关系上。我们的生产关系到底是为少数人服务、少部分地区服务，还是为多数人、多数地区服务。这几届领导人都说，我们的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是人民共享，换成西方话，是of people,by people, for people，孙中山“民治民有民享”的三民主义，就是从这儿来的。现在咱们的合作社，最能够达到这样的目标，很多其他的商业模式并不能做到这点，所以，只要能把握好基本的原则，坚持基本的社区性，就有发展的空间。设置的这个圈将来有可能扩大，扩大到县域范围内，这也是可以期待的，至少现在在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这一级是在县域范围内，是得到支持的。但是当前我们要谨慎一点，还是按照银监会指导原则，在村和镇这两级做资金互助社可能更安全和稳妥一点，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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