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壬子年，郢地人马呈鼎任亳州太守，创建了著经堂，并刊刻《道德经》，连同序文共六十四块石碑。在著经堂左边修建了一座台子，郢地太史李维祯题匾额为“春登” ，又撰写了石经前序。（序中）说：老子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括地志》记载，在亳州谷阳边界，有老子的住宅和庙宇。马大夫在亳州任太守三年，新修了老子祠，又把《道德经》刊刻在石碑上。因为我和他同姓，又曾在翰林院参与撰写文辞之类的事，与史馆的职责略同，所以他嘱托我写这篇序。

大抵《老子》的主旨在于澄清污浊而回归清静，化解矫揉造作而返归自然。它讲修身，每每戒除吝啬、柔弱、昏愚、拙于言辞、苟且、缺失等毛病，拒绝世间的荣耀名声。关键在于减少私欲，秉持质朴，达到虚静守一的境界，就像婴儿一样纯真，能效法天帝。它讲治理百姓，要以自身观察自身，以家观察家，以乡观察乡，以邦国观察邦国，以天下观察天下。不抛弃任何人，不遗弃任何物，保持现状安稳并防患于未然。百姓安居乐业，国家没有战争。不用非人道的器具，从而与天地相契合。道太伟大了！德太完备了！

后世的学说有三种偏离了老子的思想：申不害、韩非的刑名之学，苏秦、张仪的纵横之术，以及两晋时期的清谈之风。老子说：“治理大国就像烹煎小鱼一样。”这是对追求宽裕的人说“不要频繁扰动”，对苛刻严酷的人说“把握好分寸” 而已。所以申不害、韩非的刑名之学，过错不在于老子，而是他们借老子之名却背离了老子的本意。

《老子》说：想要收敛它，必先扩张它；想要削弱它，必先增强它；想要废弃它，必先兴起它；想要夺取它，必先给予它。太阳到中午就会偏斜，月亮盈满后就会亏缺。天道是满则亏而谦受益，这是有明证的。这个道理是说，人在强大兴盛的时候，应该心怀警惕，自我反省，而不是以此为手段去谋取私利。所以苏秦、张仪的纵横之术，过错不在于老子，而在于他们借老子之名却背离了老子的本意。程子说：申不害、韩非与老子的思想截然不同，苏秦、张仪与老子的思想更是相差甚远，这是定论。

《老子》说：礼是忠信不足的产物，而且是祸乱的开端。礼的作用，以和谐为贵。明白和谐的重要性，但如果和谐不受礼的节制，也是不可行的。世上的儒生拘泥于名义，把繁文缛节当作礼。人们对此感到厌烦痛苦，而晋代人便放纵豁达起来。当时有人认识到这不是正道，但只图一时的放纵罢了。老子的意思大概是说，当人们行礼仪时，忠信就变得淡薄，祸乱也就产生了。哪里是说礼使忠信淡薄并首先引发祸乱呢？所以两晋时期的清谈之风，过错不在于老子，而在于那些借清谈之名却背离老子本意的人。文中子说：清谈之风在晋代盛行，不是老子的过错，这也是定论了。

《易经》产生于中古时期，作者心怀忧患，所以言辞激切。按照《老子》八十一章来探究，其中的言语文字间，难免有可质疑之处。只是申韩之学、苏张之术、两晋清谈这三家，后人指责最多。但不应怪罪后人不善于学习老子，却把过错都归到老子身上。我们这些儒生中，也有假借六经来宣扬邪说，学问偏颇、危害天下的人，于是有人说：这就是圣贤创立的教义吗！庄子说：孔子说，我见到老子，他就像龙一样高深莫测！这或许是老子的门徒借孔子之名来抬高他们的老师，《孔子家语》中就有这样的记载。遵循忠诚、践行信义，终日言语行事都不犯错。国家无道时，处于贫贱之境却不烦闷，贫困却能快乐，这大概就是老子的行事风格吧！

老子见周王室衰微，便离开。到函谷关时，关令尹喜说：您即将隐居，希望您为我著书。关尹喜也说自己不懂道，随意占卜就像猜测容器中所藏之物，往高了猜是金玉，中等的猜是羽毛兽角，往低了猜是瓦石。是对是错，只有放置东西的人知道，后人不明白却随意占卜，还把《老子》当作兵家之书，或用于养生、服食、房中术等，给天下带来的祸患更深重。还有推崇老子过度的人，想把老子与儒家相提并论，就像星星和月亮有大小之分。而道家想把老子的地位抬高到释家之上，说释家源自道家。却不知两家宗旨本不相同，这样反而贬低了老子。对《老子》作注的有一百多家，就连高皇帝也曾为其作注，如今我都不敢采用。只依据老子原文，让读者深入体会、心领神会，不至于像猜测容器中所藏之物那样滋生更多疑惑。

《太史公传》记载：老子著书上下篇，阐述道德的含义，后人尊其为经典。有人把“道德”分开上下篇，有人认为老子是另外一人，并非孔子问礼的老聃。有人认为《列子》中的《皇帝书》、任章告诉魏桓子的话、周代的《金人铭》，这些言论都在老子之前出现。而老子引用孔子的话说：传述而不创作，相信并喜爱古代文化，私下里把自己比作老彭。老彭就是老子，至于孔子的相关书籍对此记载简略，就不再讨论。从前晋代江夏的李充著《书箴》，大多阐明老子思想，主张“超越礼仪、摒弃学问，向往无为的风尚”。

我与马大夫都是楚地人，如此诚心推崇老子，是冒昧地自附于楚地的先贤。这样做也是为了推求阐明孔子和高皇帝两位圣人的意旨啊！

明代太史李维祯撰写

注：著经堂和春登台是明代亳州（今安徽亳州）与老子文化相关的建筑 。

- 著经堂：万历壬子年（1612 年   ），郢地人马呈鼎任亳州太守时创建，在堂内刊刻《道德经》，连同序文共六十四块石碑 。

- 春登台：著经堂左边所建的台子 ，由郢人太史李维祯题匾额为“春登” 。

它们是明代亳州知州马呈鼎整修道德中宫时的相关建筑，如今道德中宫仅存故址 。

翻译整理：王显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