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委派管理重要城邑的官员，给他们的官职命名为“知”（知州 ）。处在这一职位的人，要是不了解古代、知晓当今，明白适宜的举措、熟悉当地风俗，凭什么符合官职名称又践行职责呢？所以要借鉴前代好的做法、完善后世之事，就必定要寻求旧有的典籍。方志的撰写，由来已久且意义重大。我（郑交泰 ）在乾隆丙戌年（乾隆三十一年，1766 年 ）奉命来到南方，先后在多个州邑任职，所到之处常常乐于考察当地的山川、土地、人物、风俗。之前任望江知县时，不嫌弃地方简陋，有《望江县志》的修撰，（内容 ）对错很是符合公论。不久后在庚寅年（乾隆三十五年，1770 年 ），从阜邑（阜阳县 ）升任亳州知州。
亳州上接河南的雍州、豫州地域，下连淮河、泗水流域，向来处于紧要的观望（军事、交通）位置，安抚、治理很是困难。我急切索要旧志来看，发现有不少缺漏，于是有修撰志书的想法却没能及时施行。
壬辰年（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 ）庄稼丰收，物产丰盛、百姓和乐，州里的绅士也因旧志有很多该修订的地方（闲置 ）多年了，联合请求向上级官府（宪台 ）禀报，上级俯允增修编纂。恰逢锡山（今江苏无锡 ）的香尘王先生（王姓，号香尘 ）掌管柳湖书院教学，有心编写（志书 ）。于是挑选州里端正有志的读书人，全心去寻访（资料 ），而我（郑交泰 ）来为这些内容核实。在处理公文的闲暇，一起商量研讨。修成十二卷，分为二十四类。制度必定追溯它的源头，事迹必定要求有依据。印刷（铅字排版 ）时所留存的旧档案只剩一半，看似是修订实则和重新创作差不多。由此想到撰写方志和撰写史书一样，都是为后世奠定基础，修书比著书难，难在担心沿袭前人的错误。写史修志的难处，前人也多次说过，而自己能坚信的，就是这份用心不厌烦细致且谨慎罢了。
这部志书修成，寻访资料的人都秉持着真诚、不虚假的态度。对于旧有典籍中错误的内容，又订正了二十多条。其中大的方面如“焦夷并非古亳（亳州古地名争议 ），城父一地两名（地名争议 ）”，香尘先生都引用经典依据来纠正，这就是所说的谨慎。可惜亳州历经战乱，古碑散失、书籍一空，文献没有查证的依据，考据不容易。像《水经注》记载濮水在夷西，可如今没法指明（具体位置 ）。《晋书》记载祖逖抗拒桃豹时，东西台都在城内，可基址没法稽考，不过还能说年代久远、地貌湮没了。到近代如永乐初年，州人李给事（李恂 ）殉难的事迹，文字记载简略难详。知晓亳州何公（何姓官员 ）焚烧而死的事，是因李自成攻陷河南，进而侵扰到本州。查考《明史・忠义传》，记载在（崇祯 ）十五年；而《庄烈帝纪》记载在十四年。询问州里百姓，也没人能确定。由此可知方志核查的难度。凭借一人的见识，想要做千百年的考据征信，即便搜罗勤勉，难道能没有遗漏？（我 ）也尽力研讨考辨，来供后来的人有依据罢了。
时在乾隆三十九年，岁次甲午（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 ）清和月（农历四月 ），奉直大夫、亳州知州、香山（籍贯或别号 ）郑交泰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