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商业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早在神农黄帝时期的先民时代，商业便已颇有规模。古代中国商业的繁荣是蒙昧黑暗的中古时期的一盏明灯。商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部门，满足了国家与人民的基本需求。《史记・货殖列传序》云：“商不出，则三宝绝。”《管子・乘马篇》则说：“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 离开了商业活动，文明社会便不能正常运转。而中国商业文明之起源地，至今众说纷纭。
考察历史原委，笔者认为亳州乃是中国商业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其原因如下：
一、地理环境适宜，物产丰饶，具备商业活动物质条件
《道光亳州志》载：“夫亳之为州，地平壤厚，得中土之和气，百物以蕃，众庶以集。在危时则为群雄角逐之场，在升平时则为人物辐辏之地，稽其水路所至，固淮西一都会也。太史迁之叙货殖于通衢名都，必着明其地俗，况亳境四达英毫，间出杨芬于往叶，流誉于来兹，可以征王迹焉，可以观霸图焉，文采武略，于斯为盛。五方之产，不期而毕会，南北所需，取给于立设，岂非古之所谓通都大邑者耶？”
亳州地处黄淮之间、华北平原南部，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宜业宜居，土地肥沃，是中国农业的发源地之一。大量考古发现表明，早在六七千年前，人类已在此繁衍生息。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在亳州市尉迟寺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该遗址是国内目前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大的原始社会新石器晚期聚落遗存，也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完整、最丰富、规模最大的史前建筑遗存，出土近万件石器、陶器、骨器、蚌器等珍贵文物，被誉为 “中国原始第一村”。
尉迟寺遗址丰富的文物遗存，与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等相似，说明先民的商业交往程度远超今人之想象，其中大量贝类陪葬的事例表明，贝类最有可能是原始货币的雏形。亳州城东的钓鱼台遗址出土了中国最古老的小麦，谯东镇程井遗址则出土大量商周时期的簋、鬲、豆等器具，反映出古亳农业社会的发达。此外，亳州地区还有新石器时代的傅庄遗址、后铁营遗址等多处遗址。丰富的文物遗存和发达的农业，为亳州商业起源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基础，证明了亳州商业文明的久远。
二、地理位置关键，水陆交通发达，具商业活动天然优势
亳州地处南北交界，自古有 “南北通衢，中州锁钥” 之称。《乾隆亳州志》云：“亳为中州门户，南北交冲，东南控淮西北接壤，涡河为域中之襟带，上承沙汴，下达山桑，百货辇来于梁蔡，千樯转输于淮泗，其水陆之广袤，固淮西一都会也。”
亳州上古时期为高辛氏之地，地处中原华夏族与南方夷族的交界地，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商汤定都于亳，西周则封神农之后于此，是为焦国。春秋时期，楚国进据亳州，营建城父，作为窥伺中原的前进据点。汉末三国之际，曹魏曾自谯郡南伐孙权。东晋之时，祖逖、桓冲和刘牢之北伐则以亳州为克复中原的基地。诸如此类，不一枚举。地处要冲的亳州交融了中原文化、楚文化和齐鲁文化，四方宝货亦汇集流通于此。《道光亳州志》云：“地当冲衢，财货辐辏，好贾尽利。”
（一）涡河：沟通黄淮的黄金水道
唐人姚合《送裴大夫赴亳州》云：“谯国迎舟舰，行歌汴水边。” 孟浩然《适越留别谯县张主簿申屠少府》云：“朝乘汴河流，夕次谯县界。” 这些诗句生动反映出亳州是沟通黄河和淮河流域的重要水运通道，而这条黄金水道便是亳州人的母亲河 —— 涡河。
《道光亳州志》论涡河云：“平壤之地，以水为险。涡河据上流之重，其势下临，夫山桑怀远足为淮北之屏蔽，肥河界沙颍之冲，其势横连，夫陈蔡淮颍足为汝南之门户，古之善攻守者北扼涡水则寿春以上之水运不通，南出肥流则周家口以下之舟师可截。盖水路之冲，形有必争，不尽在重岭绝涧也。又亳之境东北连宿州，一隅之地，为徐兖之咽喉，南有双沟一镇之形关豫杨之利害，此有心地利者所当熟图之也。”
涡河是淮河的第二大支流，水系庞大，流域广阔，沟通了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其交通足以控黄淮，扼豫皖之利。商汤定都亳州，便是要得临涡河之利。《水经注》对涡河的流经路线有详细记载，途经多地，这些地区多为上古时期重要的文明发源地，进一步印证了涡河在交通与文明交流中的重要性。
三、亳州为商都南亳所在地，契合商人好贾传统
“亳” 字的甲骨文为一大人居于高台之下，有祭祀宗庙之意。商汤最早定都于亳，古今存在许多争议。《太平寰宇记》《元和郡县图志》《读史方舆纪要》等均云商汤之亳，即南亳在 “谷熟县西南四十五里”。唐李泰《括地志》则云：“宋州谷熟县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汤所都也。” 谷熟县在今虞城县南部，照此推论，南亳旧地便在今亳州域内。
有些学者认为郑州、偃师等地为商汤之都，殊不知这些地区过去皆为夏所有，商最初不过一属国，地不过百里，《管子・地数篇》载管仲之论说：“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汤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余”，可为此证。此外，这种认识还混淆了商朝之都和商朝旧都的概念，商人迁都十数次，其遗迹广布于黄淮之间，此期间商人故地层出，不能一概而论断言其为汤都。
亳州还设有亳社，乃是商人祭祀之所，宋代晁补之曾在亳社作诗《亳社寄潘子》，不仅可证亳社之历史，且反映了亳州浓厚的酒文化。商人是最早进行商业活动的部落之一，相传商汤的先祖王亥曾经驱赶牛羊与邻国贸易，亳州作为商都所在地，无疑是商业活动的重要起源地。
四、绵延千载的商业实践，印证商业文明传承
亳州商业的发达，久有通都大邑之名，古今皆同。
春秋时期，亳州就成了宋、楚、鲁等国的商品集散地。
唐代亳州更成了天下 “十望” 州府之一。亳州的手工业亦十分发达，特别是丝织业和酿酒业，亳州土绢在唐代为宫廷贡品，减酒则多次进贡宫廷。手工业的完善促进了商业活动的需求，成为商品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
明清时期，亳州商帮辐辏，钱庄林立，往来商户不绝，有 “小南京” 之美称。来自五湖四海的商贾云集于此，至今仍有著名的山陕会馆与江宁会馆等古迹留存，见证着这一段商旅繁华的历史。
此外，亳州地区有达二十种地方志，修撰如此之多的地方志，在国内也是较为罕见的，说明了亳州古代社会经济变迁之速，更印证了其商业经济之发达繁荣。
五、丰富深邃的商业思想与传承千年的商业精神
（一）道家思想中的商业智慧
亳州为老庄故里，道家之乡。考察《老子》和《庄子》，蕴含着丰富的商业思想。《老子》中多以水为喻，反映出老子近水临河的生活环境，更说明了老子居近涡河的历史背景。老子主张清净自然，万事万物皆流转不舍，因而滋生了财货流动不息、财货不为人所束的财富观。“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体现了对基础民生的重视；“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 则倡导取之有道、公平交易的商业精神。
（二）历代官吏的商业实践与治理智慧
历代亳州出仕者良多，其中一些如张傅、曹頫等，其商业管理的事迹得以留存至今。
张傅知亳州期间，适逢发生饥荒，送信请求借粮而没有回音，便当即拿出准备运往汴京的粮食救济百姓，后受诏令嘉奖。
清代亳州知府朱之琏任亳多年，任内与民生息，鼓励工商，疏浚涡河，百姓为了纪念他，建朱公祠和朱公书院。
清末实施新政，汪篪在任响应，积极发展工商业，进行实业建设和商业教育，其事迹思想亦值一观。
六、“亳” 字新考：字形与文明起源的关联
对于 “亳” 的解读有两种通行的说法：
一种说法认为 “亳” 字是一种象形字，其上为房舍，下为高台，台下生有草木。丁山先生所编的《商周史料考证》一书中说，甲骨文的 “亳” 字，“像小城之上筑有台观，所以保障人物安全，是堡字的本字”。徐中舒先生主编的《甲骨文字典》解释 “亳” 字说：“像人为之穴居形。殷代早期均为穴居，上像穴上正面之阶梯及其覆盖之形。”
另一种说法则认为 “亳” 乃是都城的意思。汉许慎《说文解字》解释 “亳” 云：“京兆、杜陵亭也，从高省，乇声。” 甲骨文 “亳” 字是一个会意字，上半部分是 “高”，下半部分是 “乇”。“高” 指代宗庙祭祀所在。“乇” 字面意思是草叶，《说文解字》解云：“乇。草叶也。从垂穗上贯一下有根，象形，凡毛之属皆从毛。”“乇” 字本为庄稼之意，以此暗示稷神，并与亳州产生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小麦相符合。
经过长期的深入研究和考察，笔者认为 “亳” 字还有第三种解释，即 “褪毛成人”。“亳” 与 “毫” 的差别在于 “毫” 比 “亳” 少了一笔，这意味着原来全身长毛的猿人，褪掉了毛，进化成了人，“亳” 字就是猿最早转变为人的地方。
从人类进化史来看，320 万年前原始人类的体毛还很茂密，大约 150 万年前人类的体毛才大部分消失。从人猿相别到智人，历经能人、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以及有关三皇五帝的传说史，直到建立早期国家，这一时期正是人类 “褪毛成人” 的时期。“亳” 字的三个解释，从 “穴居” 到 “建宅”，再到 “褪毛成人”，生动写照了其时间历程。
在人类进化过程中，酒扮演了重要的作用。自古就流传着 “猿人造酒” 的传说，猿人饮用了自然发酵的 “酒” 从而实现了进化。此外，在早期文明遗址中出土的酒器所占比重非常之大。有科学家指出，早期人类生产工具落后，根本无法保证粮食生产需求，驯化谷物的目的很可能是为了酿酒。“亳” 字不仅与祖先祭祀有关，而且还寓意社稷谷神，说明亳州乃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是华夏族肇兴之地，是商业和酿酒业的起源地。
七、亳州商业文明的独特内涵：酒文化与名人精神的滋养
亳州是中国酒的发源地，早在先民时代，既有曹操献酒，又有中国最早的酿酒遗址群。亳州发达的酒文化是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相辅相成。酒文化不仅推动了商业发展，而且从精神和思维维度上带动了商业进步。
亳州的商业文明建立在良好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深受盛世或战乱等历史条件的制约，但又因为具备酒的灵性特质而显得自成一脉，有相对的独立性，而商业文明的流动性与多样性又赋予了酒更多的人文内涵，其丰富程度远远超过了希腊传统中较为相近的 “酒神” 文化。这不仅是地方风土民俗的宝贵遗产，也是世界商业文明中极为特殊的一个范例。
酒的特征具有一种独特的自然因素，它可以随时让人陷入 “庆典式” 的迷醉，使得一切的秩序在人的意识与无意识的边界上瓦解，重新在感官的享受中获得新的可能，启发人类创造力的灵思。商业与酒的融合，更为这种灵思的传播增添了现实化的自由条件，文明的意义变得不再是凝滞与保守，转而向周围的社会播撒舒展。
亳州的这种独特性，滋养了一众匡扶正纲又极富创造力的伟大灵魂，其中包括开启了中国浪漫主义传统、完善了道家学说的庄周；“酾酒临江，横槊赋诗”、才华横溢的一代霸主曹操；精通岐黄之术、又有所阐发、创编五禽戏、发明麻沸散的神医华佗；充满传奇色彩、承上启下的道家宗师陈抟；文思俊逸，形容伟岸，志趣高洁的嵇康以及鲁宗道、晁补之等名噪一时的诗人豪杰，数不胜数。杯盏之间，不仅带动商业的繁荣和交流，而且传递着亳州任侠好义的商业精神和理念。
结语
综上所述，亳州确是中国商业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一结论是毋庸置疑的。按照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观点，亳州商业源头的地位，不仅来源于其地理环境和历史渊源，更是在具体的历史的过程中形成的，并因之产生了新的作用力，带动和鼓励着其他地区的商业建设。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亳州孕育了灿烂的人类文明，繁荣的农业与手工业为商业提供了巨大的生产力与经济条件，而于此交汇的水陆运输要道，则将商业文明的开放精神延伸向中华大地的各个角落。中华商业文明从这片土地上应运而生，蓬勃发展，它承袭着五千年的文明历程，将商人遗风存续至今，从家国天下的联系中体认出质朴与虔敬的上古遗风。
殷商族人崇拜祖先、敬畏天道的精神，遗赠给亳州地区人民的是一份在逐利的商业行为中难得的责任感与道义法则，更胜过所谓 “儒商” 精神中过分矫饰化的礼制因素。尽管如此，人与自然的和谐也没有使人们在这种敬畏关系中变得单向化、凝固化。丰美的水土还赋予了亳州商人灵动的特征，而这与亳州的中药及酒产业，特别是后者关系密切。